二（第5/6页）

“我先告辞了。长久以来，承蒙诸位的关照，非常感谢。祝各位身体康健。”

不久之前，在某家大型的都市银行中，发生某关西分行资深女职员盗领存款的事件，在报端闹得沸沸扬扬。

根据报载，战争结束后的昭和二十一年，名叫山田花子的女职员高中毕业便进入银行工作，在Ａ分行任职。昭和三十九年十月调至Ｂ分行，历经存款部门及该部副部长，昭和四十八年十月升至该分行的代理经理，昭和五十一年三月转调到Ｃ分行担任代理经理。年仅四十八岁就成为该银行于全国分行中少数的女性代理经理之一。

昭和五十年三月，山田花子在Ｂ分店任职期间，趁机使用客户的定期存折和印鉴，擅自将Ｂ市的公司董事Ｎ名下高达一百二十万日元的定存解约并盗领。除此之外，她任职Ｂ分行时，于昭和四十四年四月至五十一年三月期间，利用同样的手法，擅自把Ｎ先生等四名客户的定期或活期存款解约，多达三十余次，盗领金额合计超过三千万日元。

五十一年三月调至Ｃ分行以后，故伎重施，八年间盗领金额高达六千万日元。

由于山田花子所盗领的存款，均是客户为了逃税而以人头账户存入的，因此都把存折与印鉴交由身为存款部副部长、后来升职为代理经理的山田花子保管，定存到期时再用其印鉴更换存折。然而，山田花子却利用这个机会，擅自解约盗领，还陆续寄利息通知单给客户。因此Ｎ先生等人直到被警方传唤的时候，才知道他们的存款已被解约，又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他们都按时收到银行寄来的利息通知单。山田花子就是看准有钱人只管以人头账户存钱逃税，不问管理业务的漏洞而加以盗领的。

据该银行指出，Ｂ分行共有七十五名职员，其中女职员占三十五人，在全国九十四家分行之中属于中等规模的编制。山田花子的资历最深，性格开朗，待人接物态度亲切，尤其对银行的业务极为娴熟干练，同事和客户都对她赞誉有加。

事实上，依银行的内部规定，是不准代客户保管存折和印鉴的，因为只有提款和解约时才会用到印鉴，客户没有理由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由银行保管。不过，由于花子负责印鉴申请和更新存折等咨询业务，她便利用此职务诱骗客户把印鉴交托出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颇受客户的信任，因此当她从Ａ分行调到Ｂ分行，再由Ｂ分行转调Ｃ分行时，那些忠实的客户照样跟去捧场。

分行里每月都有例行的业务稽查，总行的稽查部也会每年来分行突击检查一次，但是八年来，他们都没能查出山田花子盗领存款的事证。

发现这次弊端的契机，是银行内部突击检查个人内务柜。这样的举动涉及人权问题，表面上稽查员很少这样执行，其实还是经常进行。这次，他们就是从花子的内务柜中找出客户的印鉴和存折。

银行方面旋即让她请病假休息，从中展开调查。不过，即便查出事情的来龙去脉，最终也只能在银行内部处理。因为最重视信用的银行，非常忌讳这类家丑闹上法庭，被媒体大肆报道。无论多大的金额，银行内部都能极巧妙地把它处理掉，然后尽可能向盗领的职员追回侵占的存款。

山田花子的盗领行为未依照银行所愿私下解决，而引来警方调查，闹上报纸版面，主要是因为遭到“内部检举”，也就是有银行内部员工向警政单位或报社告密。

据说，山田花子把盗领来的钱拿去购置新屋，还买下麻将馆当起经营者，带着部下到酒吧四处买醉，一个晚上花掉数十万日元也毫不手软。她光是在高级的地段买地盖“豪宅”，就花掉了盗领金额的三分之二。连性情耿直、领微薄薪水的丈夫都没发现妻子的罪行。

其实，类似这种女职员盗领存款的事件并非少见。数年前，某家地区银行就曾发生盗领事件，也是存款部资深女职员犯下的，其盗领金额高达九亿日元，震惊社会。她也是擅自把人头账户解约，开立支出发票提领出来。那些钱都是暴发户生怕税务局查税，以人头账户或无记名的方式存入的。

另外，虽然不是那么庞大的金额，还发生过某分行的女职员私自把客户的人头账户解约，盗领存款长达六年。由于她每个月仅领出十万或二十万日元，银行稽查时并未察觉。但在她调到其他分行以后，客户要解约时才发现自己的存款已被领光。她也是资深干练的女职员，平常在柜台服务的态度亲切，颇得顾客信任，还负责存款业务的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