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肤变白的军人（第8/9页）

于是上校对我指了指。

“这位先生让我不得不让步，”说完他就把我递给他的纸条打开，上面有“麻风”二字。“他显然已经知道很多事情了，那只有全告诉他才能更安全。”

“确实是这样，”我说道，“而且这样做并非全无好处。显然只有肯特先生一人曾诊视过病人。请原谅，我想知道先生是这种病的专业医生吗？因为，据我所知，这应该是种热带病或者亚热带病。”

“一个合格医生的正常知识罢了。”他说着板起了面孔。

“先生，我对你的能力深信不疑，但我认为会诊意见对这一病例更有价值。在我看来，你不愿意会诊是因为害怕在压力下交出病人。”

“确实如此。”上校说。

“我对这一点曾有预料，”我解释道，“今天我还把一个朋友带来了，他的谨慎绝对可信。以前我曾经帮助过他，所以他这次是作为一个朋友而并非作为专家来给些意见。他就是詹姆斯·桑德斯爵士。”

我的话刚说出口，一种惊喜之情就在肯特先生脸上流露出来，就如同一个新提升的下级军官马上会见到首相一般。

“我为此深感骄傲。”他小声说道。

“那我这就把詹姆斯爵士请进来。现在他就在门外的马车里等着。而我们，上校，我想咱们还是去你的书房吧，容我来解释一下。”

每到这种关键时刻才显出我的华生是多么重要。他总能运用他恰当的提问和许多惊叹词来适当夸张我侦查的艺术，将我那种本是某种系统常识的侦查技术夸大成魔术。现在我亲自来讲，就要乏味得多。我只能如实叙述，这就如同那天我在上校的书房里对着另外几个听众讲的一般，那里面也包括戈弗雷的母亲。

“我的方法，”我讲道，“其实源自这样一种假设：如果你能把所有不可靠的结论统统排除掉，最后剩下的，无论多么奇怪，都是最终的事实。倘若剩下的有几种解释，那么就应该一再对这些解释加以证实，一直到最后只得到一种证据足够证明的解释。现在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推理一下我现在办的这个案子。最开始，我想到了三种可能的解释，能够说明为何这位先生会被隔离或者禁锢在他父亲庄园的小屋中。他既可能因为犯罪而逃避，或者是因为精神问题但不愿住进疯人院，最后就是由于害有某种疾病而只能隔离。我无法想出别的解释。而接下来，我们就要对这几个结论进行对比和甄别。

“首先犯罪的解释很难成立。我在本地区并未发现还没破案的犯罪报告。倘若是还没有暴露出来的犯罪，从家族利益来讲还不如把他弄走或者把他送到国外去，而不该藏在家里。我真的看不出这个解释有任何可能成立的地方。

“其次，精神失常的可能性要大很多。小屋里存在的第二个人就是看守者。他走出房间会把门锁上，这就让这个假设更像事实，他是被强行禁闭的。但可以想见，这种强制并不很严，要不然这个青年怎么可能会跑出来去看他的朋友呢？多德先生，你对我曾经搜查论据，曾询问你肯特先生到底读的是什么报纸有印象吗？倘若得知是《柳叶刀》或者《英国医学杂志》，那会对我很有帮助。可是，要是有医生陪同，只要上报当局就能合法地把疯人留在家中。但这完全不需要如此拼命保密，所以精神失常的设想并不成立。

“只有第三个可能被剩下了，虽然看起来很是稀奇，但却最符合事实。在南非，麻风是很常见的病。因为某种特殊情况，这位青年受到了感染。若是这样，他家属的处境当然就十分尴尬了，因为他的家人不忍心把他送到麻风隔离病院。但为了躲避风声、不被当局得知，就只能严守秘密。倘若给以合适的报酬，找一位忠实的医生照顾病人自然也非难事。而且没有理由不让病人在晚上出来。这种病的普遍症状就是肤色变白。这个假设得到了充足的论据，因此我决定把它当做某种事实来行动。而我一到这里，就马上发现拉尔夫给小屋送饭戴着的手套浸过消毒水，因此我心中就再无疑点了。先生，我仅仅写了一个词，就把这秘密向你诉说了，而且我只是写而没有说出什么来，是为了让你相信我的谨慎值得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