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江南辛卯科场案（第4/8页）

果然没有令康熙皇帝失望，李煦、曹寅的密折很快就来了。二人详细报告了榜发后物议沸腾、民愤难平的情况。曹寅更是密奏说：“今年文场秀才等甚是不平，中者甚是不公，显然有舞弊行为，因此扬州秀才扰攘成群，将左必蕃祠堂全部拆去。后传闻是副主考赵晋所为，始暂停息。”

康熙皇帝这才拍案而起，怒气冲冲地道：“我勤政爱民五十年，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胆大妄为的奸臣贼子。若任他们这样狂妄下去，岂不是要毁掉我大清江山。”于是派户部尚书张鹏翮为钦差大臣，会同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在扬州审案，务必将科场案彻底查清。

张鹏翮，字运青，四川遂宁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传说其容貌俊美，“貌如好女子，诸同年皆戏弄之”（《西征随笔》）。不过，张鹏翮自步入仕途后，一直有公直廉明的名声，“不避权贵，人皆惮之”，是康熙一朝的名臣。他曾经出任江南学政。到任后，不少富家子弟手持京师权贵人物亲写的“荐函”，打算来走后门，但听说张鹏翮刚正无私，最终还是“踯躅逡巡，不投而去”。当时的规定，凡呈学使报册都须交些“部科费”（手续费），但张鹏翮“两袖清风，毫无以应，人亦绝口不索”。后来回京师任职，张鹏翮为了应付说情请托之人，特意在府邸的厅堂上竖了一尊关圣帝君塑像。每逢有人登门请托时，他便指着塑像说：“关帝君在上，岂敢营私徇隐！”这样清操的大臣，当然深得康熙的信任，誉为“天下廉吏”。

张鹏翮为清初明臣，得到康熙、雍正两代皇帝的嘉许，史料对其为人多褒奖有加，唯独汪景祺在其所著的《西征随笔》对张鹏翮的人品大力贬斥，说他“龌龊鄙秽，无志下材，刻薄寡恩，顽钝无耻”。汪景祺为浙江钱塘人，少负才名，因而恃才傲物，“豪迈不羁，谓悠悠斯世，无一可友者”。康熙五十三年（1714）中举人，其后两次参加会试，均未能中进士，而刚好这两次的主考官都是张鹏翮。科场失意后，汪景祺改投到当时炙手可热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幕下，写成《西征随笔》一书。不久，年羹尧被雍正皇帝下令赐死，汪景祺也因为《西征随笔》中有“大逆”之言被雍正所杀，家小全部被流放宁古塔，成为雍正一朝第一起文字狱的受害者。汪景祺被斩首后，头颅长悬于北京宣武门外。一直到雍正皇帝死去乾隆皇帝登基，其早已成枯骨的首级才被取下与身合葬。《西征随笔》一直为禁书，直到清末民国初期方现身于世。

对于两江总督噶礼，张鹏翮一点也不陌生。他之前曾受命调查噶礼举报苏州知府陈鹏年所作《重游虎丘诗》是反诗一事，当时噶礼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但张鹏翮没有理睬，照旧“按奸发状，振摘是非，无所容回”，最终的结论还是“直鹏年而曲噶礼”，证实噶礼完全是诬告。

张鹏翮与张伯行也是老相识了。他任河道总督时，“丁忧”（清朝制度，官员父母去世，官员要去职三年归里守孝，称之为“丁忧”）在家的张伯行因自发组织民众抗洪堵堤，得到张鹏翮的倾心赏识，向康熙皇帝力荐，称其“堪理河务”。正是由于张鹏翮的大力举荐，张伯行才进入了康熙皇帝的视野。

正因为张鹏翮刚正廉洁，不畏权贵，所以凡有重大的案件，康熙皇帝总是派他去处理。对于这桩朝野瞩目的江南乡试案，张鹏翮更是众望所归，被认为定然能够秉公办理。在这样的状况下，时人均认为局面对张伯行有利，而对噶礼不利，岂料事情完全出乎众人的意料。

上谕下达的当天，张鹏翮便动身赶赴江南，一路马不停蹄。第一次会审，在扬州行辕举行，由钦差张鹏翮主审，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陪审。一切都相当顺利，没有费任何周折，副主考官赵晋便当堂供认受贿黄金三百两，同考官王曰俞、方名也供认徇私舞弊，将事先约好的关节“其实有”三个字卖给了程光奎、徐宗轩、吴泌等人，并将有关节之人均取中举人。钦差张鹏翮当即决定革去赵晋、王曰俞、方名一切功名，收监看管，等待皇帝的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