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江南辛卯科场案（第7/8页）

没过几天，关键证人泾县知县陈天立突然上吊自杀。他上吊后，被看守官通判发现了，及时救下，于是没死成。第二天，看守官将情况禀告张鹏翮、赫寿二人。张鹏翮竟然说：“陈天立不过是吓唬人，不要理他。”结果，三天后的五更时分，陈天立在床上自缢而死。张鹏翮、赫寿二人假模假式地还发文书给安徽巡抚梁世勋（泾县属于安徽），要他追查陈天立的死因。陈天立家属却坚决地报称是因为病发而自缢，并无人逼勒灭口。

而另一个重要证人李奇竟然被判立即充军新疆，于押解途中染病身死，并有当地县衙的文书为证。

不管陈天立是自杀还是他杀，李奇是病死还是被害死，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死无对证的局面，一切对噶礼不利的证据都消除了。但江南士民人心不服，开始聚众闹事。有人在闹市传唱歌颂张伯行的歌谣，四处张贴揭帖，到各衙门投递呈文，要求张伯行留任。也有人贴出文章为噶礼抱不平，并将噶礼大门用砖石堵住，不准他交还总督印信。双方支持者你来我往，煞是热闹。

曹寅将陈天立自杀一事密奏康熙皇帝后，康熙皇帝朱批道：“众论瞒不得，京中亦纷纷议论，以为笑谭。审事也不是这样审的理，但江南合省都甚没趣了，想比（必）满洲恨不得离开这差才好。”于是密令安徽巡抚梁世勋暗中调查陈天立的死因。几天后，安徽巡抚梁世勋汇报说，江南刑狱官员，上自臬司，下至州县提点刑狱，均为噶礼亲信，封锁消息密不透风，证人陈天立之死因难以查明。言下已经暗示噶礼与证人之死脱不了干系。

不久，张鹏翮、赫寿二次审案的结果就出来了：科场一案，副主考官赵晋，同考官王曰俞、方名及所取士子吴泌、程光奎交通关节，夤缘贿卖，应按科场舞弊律论罪；张伯行生性多疑，随便“诬告”噶礼，造成江南人心浮动，应当撤职，拟徒准赎；噶礼与张伯行“互参”，有失体统，应降一级留任。

这个调查结果与康熙皇帝之前的基调完全一致，除了对张伯行稍微严厉了些，其余的处理差不多正是他想要的。然而，就在他要下令结案的时候，突然出了一点意外。康熙皇帝到后宫去给孝惠章皇太后（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问安时，刚好遇到了他的乳母——也就是噶礼的亲生母亲。康熙皇帝一时感慨，询问噶礼到底与张伯行有何个人私怨。不料噶礼母深明大义，不但揭发了噶礼贪污受贿的行为，还主动替张伯行辩护。噶礼母的态度对康熙皇帝的态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后来很是动容地说：“其（噶礼）母尚耻其行，其罪不容诛矣。”（《啸卒杂录》）

此时，曹寅的密奏再次送到，说“此案亦有未妥，人心不能悦服”，张鹏翮如此潦草了局，在江南声名大损，人人说其糊涂徇私，而其人竟然不等案情了结，便已经动身前往福建，导致扬州民心不定，议论纷纷。康熙皇帝感到如果按照二审的结论结案，尤其是只处置清名在外的张伯行，而放任胡作非为的噶礼，实在难以向江南民众交代，于是下诏斥责张鹏翮等人“掩饰和解，瞻徇定议”，下令撤换张鹏翮、赫寿，而改派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前往江南，令其务必严加审明。

到了这个时候，前往江南的钦差要调查的重点已经不是科场案，而是督抚互参案。康熙皇帝的本意，只要保全张伯行，大致处罚一下噶礼，令江南人心稳定下来就了事了。然而，穆和伦、张廷枢却没有弄清“圣意”，也不愿意得罪噶礼和两位前任钦差。二人一到江南，不但不立即问案，还立即派人前去找张伯行说和，以噶礼“党众”为由，劝他向噶礼低头。但张伯行却依旧坚持己见，给了两位新钦差一个大钉子。

两位新钦差商量来商量去，最终决定大做表面文章——一连十几天，轮流提审科场案的人犯，煞是热闹，大有要明察秋毫、伸张正义之意。但结果一出来，还是叫人大失所望。

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初五，科场案案发一年后，穆和伦、张廷枢将三审结论奏上：主考左必蕃纵容舞弊，革职查办；副主考赵晋，同考官王曰俞、方名因受贿判斩立决；程光奎、吴泌等生员贿买考官，骗取功名，分别拟绞或枷责；两江总督噶礼卖举无迹，但审案不力，该受切责；江苏巡抚张伯行捕风捉影，诬劾朝廷重臣，当革职论处；噶礼参张伯行各款“俱实”，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