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彭七月在1966(第6/17页)
“你是谁?”彭七月问。
“我叫张鲁丰,以前是院长兼党支部书记。当然我是混进革命队伍的篡权者、阴谋家。现在我是黑五类、臭老九、牛鬼蛇神,是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坏分子。所以同志,你最好不要跟我说话,因为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万一被他们看见,不光我有麻烦,你也吃不了兜着走。”
彭七月拍拍胸脯说:“阿拉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不怕那些造反派!不瞒你说,我是慕名而来找沈云锡看病的,他人呢?”
张院长苦笑了一下,指着墙上的大字报说,“沈云锡是本院的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又是资本家、反革命分子,院革委会担心他利用手中的经络针、拔火罐、煎药罐——别小看这些治病救人的小玩意儿,被坏人拿着也可以当作凶器——向革命群众疯狂报复,所以早就被剥削了行医资格。
他看了看周围,没有人,就继续说,“象他这样的三反分子(注: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简称),本院还有十多个,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都属于严控对象,参加了学习班,每周一三五汇报思想,深刻反省自我批判。今天是礼拜二,他应该在家里闭门思过,但必须随叫随到,对我们的批斗是不定时的,造反派的时间表就跟他们的面孔一样,说变就变……”
说到这儿,张院长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担心祸从口出,赶紧闭上了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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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七月在大同中学门口乘上66路,车厢里也悬挂着毛主席像。彭七月掏出五分钱硬币买了车票,看着售票员用打孔器在票根上打孔,把票交给自己,票根上印有无产阶级铁拳砸烂资产阶级的宣传画,他小心翼翼地把票根收起来,留作纪念。
他有点累了,拖着沉甸甸的行李,在前后车厢的链接部位、俗称“香蕉座”的位子上坐下来,打算歇歇脚,没想到只开出去两站,蜂拥上来一群红小兵,也就小学四、五年级,红扑扑的小脸蛋映衬着手里的红宝书。他们当然不用买票,要所有的乘客从座位上站起来,随他们高唱一段:
“革命的鸡下革命的蛋,
革命的同志坐革命的车,
革命的车上唱革命的歌,
谁敢不唱革命的歌,
马上就让他滚下车!
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蛋蛋蛋蛋!”
唯一例外的就是司机,要是他也站起来唱,这车就等于往阴间开了。
唱罢,乘客们重新落座,然后红小兵又开始了宣传:“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请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一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
红小兵读到哪一段,乘客就自觉把语录翻到哪一页,彭七月偷偷扫了一遍车厢里,二十多名乘客,男女老幼,除了怀抱的婴儿,个个带着红宝书。
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站在彭七月面前,大声读着语录:“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男孩脚上穿着一双塑料凉鞋,搭攀已经断裂,眼看就要变成拖鞋了,彭七月觉得他很象小时候的自己,顿生爱怜之心,就掏出钱包,抽出一张图案为女农民开拖拉机的枣红色壹元,塞到男孩的衣兜里,小声说:“拿去,教你妈妈给你买双新鞋……”
万万没想到,男孩把他的手狠狠一推,用稚气未脱的声音,却带着大人才有的严肃表情道:“收起你的糖衣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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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七月在河南南路、复兴路站下了车,往前走一百米就是方浜中路。
根据户籍档案,沈云锡家住在南市区方浜中路东马街9号。
方浜路不是笔直的,全长约五百米,这条很不起眼的马路浸洇了上海的近代史。早在清朝,上海的市中心仅限于旧县城一带,即现在的南市老城厢,周围筑有城墙,环城象一个圆,方浜路就是圆中一条竖线,如果把它画下来,恰好象一只猫眼。当时的方浜路相当于现在的南京路、淮海路,店铺鳞次栉比,旗幌飘扬,著名的豫园(旧称城隍庙)就在这条路上,加上周围的文庙、白云观、大境阁、慈修庵、沉香阁……老城内香火鼎盛,逢年过节,方浜路上挤满了购物的、烧香的,摩肩接踵,热闹甚于现在的南京路步行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