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激进派的候选人（第4/6页）

我们的车子开过一个小镇时，两个警察示意我们停住，还用手灯照了照我们。

“对不起，哈里爵士。”其中一个说，“我们接到指示，要查找一辆汽车。说的样子和你们的车有一点点相似。”

“没事儿。”我的主人答道，我心底里却在感谢上帝，保佑我碰巧躲过了这一关。这以后他就没再说话，看来一门心思在琢磨着他晚上的讲演。他嘴巴咕哝着，目光呆滞，一副失神的样子。我都开始担心，今天可别再出第二次车祸。接着，我也开始想我今天该讲些什么，发现我的脑袋也僵得像块木头一样。待我醒悟过来，车子已停到了街上一扇大门前。一伙佩戴着玫瑰胸饰的绅士们出来，喧喧闹闹地把我们迎进了大厅。大厅里已经坐了有五百多人，大半是女士，有不少秃顶的男人，还有十几二十个年轻人。大会主席是一个长着酒糟鼻子的牧师，一副猥琐的样子。他先是为克朗·普莱顿的不能到会向大家表示了歉意，说他不巧得了感冒什么的。然后便介绍我，说我是什么“澳大利亚思想界公认的领袖人物”。大门边上站着两个警察，我暗想，他们要能把这些对我的介绍记录下来就好了。接着，哈里爵士的演说便开始了。

我从未听过如此糟糕的演讲。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讲话。他手里拿了一大堆笔记和纸条，就照着念起来。一旦离开笔记，他就长时间地结结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一会儿想起几个背下来的句子，就挺起身子，像亨利·欧文[1]那样激昂慷慨地朗诵出来。再过一会儿，又再弯下腰，从稿纸上咕咕噜噜地照本宣科。不仅如此，他所讲的内容也是一派胡言乱语。提到当前所说的“德国威胁”时，他竟说这都是保守党人的臆想，是他们“发明”出来愚弄穷人、剥夺他们的权益、阻挡社会改革浪潮的舆论。而“组织起来的劳工”已识破了他们的伎俩，对他们报以“轻蔑和唾弃”。他说他完全赞成削减英国的海军力量，以证明我们的诚意。同时也向德国发出一个通牒，要求他们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否则我们就要把他们“扫进垃圾箱”云云。他说如果不是保守党人的话，英国和德国就会是缔造和平和推进改革的好伙伴。听他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口袋里的黑色笔记本，那就是斯卡德的“朋友”正在推进的“和平与改革”！

然而说来也奇怪，我倒也有点喜欢他的演讲。我看出他是个好人。除了填鸭式教育所灌输给他的那些糊涂观念外，他身上也闪现着宽厚的人性光辉。除此之外，他的演讲也大大减轻了我的思想负担，我虽然不是什么讲演家，但绝对比他哈里爵士强一百倍。

轮到我的时候，我讲得还很不赖。我把我道听途说的那点澳大利亚的情况全都讲了（但愿听众中没有澳大利亚人）。我讲了澳洲的劳动党，讲了那里的移民政策，还有全民服务，等等。我大概忘了提自由贸易的事，但我说了澳大利亚没有保守党，只有工党和自由党，这在听众中引起一阵欢呼。最后我才提醒他们了解一点关于当前的战争危险。我对他们说，如果我们团结一致，竭尽全力，我们大英帝国就能完成粉碎敌人战争阴谋的光辉业绩。

总之，我觉得我讲得很成功。但那位牧师好像并不满意我。他在最后建议大家向演讲者致谢时，称哈里爵士的演说“具有政治家的风范”，而我的讲演却只有“一个移民代表的口才”而已。

我们再坐进汽车时，我的主人极其兴奋，因为他的任务终于完成了。“你讲得真是棒极了，退斯顿。”他说，“现在你跟我回家，我就一个人。你要是能多待一两天的话，我带你去参加一次很棒的钓鱼活动。”

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我正求之不得。而后我们来到一个很大的红色吸烟室，坐在噼啪作响的木柴壁炉边喝酒。我觉得这是把我的“底牌”亮出来的时刻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这个人是可以信赖的。

“听着，哈里爵士，”我说，“我有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说。你是一个好人，所以我也对你实话实说。你今晚说的那些害人的无稽之谈，究竟是从哪里听来的？”

他脸色都变了，“我讲得真那么糟吗？”他丧气地问道，“也许内容有点单薄，不过我都是从《进步杂志》和我的代理人寄来的小册子上摘引来的。但是，你当真认为德国人会跟我们打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