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回 藉慈力干戈化香花 悯众生经典传东土（第7/8页）

吴承恩的讽刺锋芒何其尖锐！

同时，吴氏又以热情洋溢的笔墨歌颂孙悟空大闹天宫、降妖珍魔的斗争精神。以至数百年后，毛泽东同志也欣然写下“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字澄清万里埃”的诗句，赞颂孙大圣；且希望借此反击又重来的“妖雾”。

遗憾的是吴氏没能像希腊神话那样大规模地、深入地将诸神“人化”。

玉帝、老君除了前七回参与迫害孙大圣外，再没什么戏。如来的戏也极其有限。观音等神除了言语上有些生活化情趣，亦仅停留在浮光掠影的浅层描写上。

同于明代产生、备受现代评论家赞誉的《水浒传》当年却命运多舛：明清两朝，以“海盗”之罪名多次遭禁。御用文人还写了《荡寇志》，企图抵消《水浒传》的巨大影响。相比之下，《西游记》便幸运得多：不仅未遭查禁，反而风行于世。即使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代，也安然无恙。虽然吴氏对释道两教的批判达到相当的高度，但对一部神话小说，封建王朝还是比较放心的。民间呢？遍布中华大地的名山道场，并不因有讽刺两教内容的《西游记》的问世、传播而香火稀少。善男信女照旧络绎不绝地进入道庙梵宇，向三清四御或诸佛菩萨顶礼膜拜。你“呵祖”，我拜神。相安无事。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包容性。正是这种兼收并蓄，造成了中国长篇神话小说的繁荣。从文学史上也可看到，自《西游记》后，《封神演义》、《南游记》等相继问世，神佛越来越多进入小说，成为艺术形象，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艺术宝库。

《西游记》中的取经僧唐三藏是有其生活原型的，他就是初唐时历十五年、行五万里、出生入死孤征天竺的“文化使者”玄奘。但我们在吴氏《西游记》中看到的唐三藏，成了孙行者的陪衬、一个自相矛盾的“愚氓”。作者与他取名“金蝉”是有寓意的，是想让他像“金蝉脱壳”那样一步步走向“圆满”。但实际描写上，唐僧给人的印象从出场到取经成功都是一副面孔，精神世界一成不变。作者完全避开了苦行僧遭遇的各种艰苦。有时好像是剥①

② 参看丹纳《艺术哲学》。

去了“圣僧”的神圣外衣，把三藏当凡人来写：见了吃人的妖怪，成了脓包懦夫；见了变化成弱者的妖怪，便认敌为友。但类似的情节反复出现，使读者觉得唐僧既愚蠢又虚假。有时又露出“高大全”的“圣僧”面目，在女色面前保持金蝉长老的“贞节”。试想一个怕妖魔怕得要死、软弱无能的人，怎么能在女妖面前坚贞不屈呢？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新西游记》本着推陈出新的宗旨，加强了对取经群体的刻画描写。首先唐僧名正言顺地作为取经故事主角进入故事。同原著相比，他的精神世界得到较大丰富。他身上保留了一点“圣僧”的成份：他的孤身出关、独闯八百里沙漠，都具有传奇色彩。他西行路上的寂寞、“内苦”则更多地表现他作为凡人的面目。他有七情六欲，但在孙行者的帮助下，还是一次次地斩断情缘，投西而去。在弥河国，三藏为了救衬红成婚“破戒”，实际是一次“凤凰涅■”。他心头像孤女所献的那盏佛灯一样，一直有团风吹不熄、雨打不灭的光明，那便是与生俱来的对灵山的向往。

《西游记》中简单如同符号的沙僧得到全新的塑造。孙悟空、猪八戒在原来比较鲜活的基础上，加深了作为“人”的性格深化。如行者最后没有像原著那样加升“大职正果”，做“斗战胜佛”，而是回了花果山。或可以将其看作一种消极的“出世”处理。但我以为这是他最合理的结局。他虽降生宫廷，究其本源还是林野之人。取经路上，他愈来愈看透了天上人间的“官官相护”、无处不在的倾轧争夺。他不遗余力地斗魔珍妖，心态是比较复杂的，不可一言以蔽之。但他心底最想的并不是得道证果，而是重返故园。既然如此，还是顺其自然，让他回“泉清林秀”的花果山，过逍遥自在的日子吧！

作为“配角”的诸神魔怪在《西游记》中数量很多。其中有些写得比较生动，但多数概念、平面。《新西游记》写作过程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便尽量赋与这些“人物”各自不同的特性。在编撰曲折故事的同时，注意表现他们的“人情”、“人性”，使其更真实可信。如对观音、帝释、玉面狐女等，都用了不少笔墨。其中投注笔力最多的，大概要数如来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