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四章 秦始皇：历史下的蛋（第6/19页）

迁都洛阳之后，周王室的地位就更加尴尬，它的地盘大大缩水，入不敷出，穷困潦倒。各诸侯国也更不把周王放到眼里，许多国家干脆不再进贡。周天子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连穿衣吃饭都成了问题。没有办法，他只好厚着脸皮，派出使者到周围各国去化缘。史书记载，周桓王、周顷王曾先后派人向鲁国“求赙”（丧葬费）“告饥”“求车”“求金”。这些本应由诸侯国对王室的“礼贡”，而现在却由周王室出面去苦苦哀求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眼看着天子如此落魄，诸侯们更不把他放在眼里。公元前714年，“宋公不王”，不再朝见周王；公元前713年，“蔡人、卫人、郕人不会王命”。不理会周王的命令。到了周桓王时代，为了一件小事，郑国公然与周王室大打出手。周桓王与郑国在河南长葛大战，结果桓王被打得一败涂地。在战斗中，周桓王的肩头中了郑国大夫的一箭，灰溜溜负伤而逃。（《左传》）

这一事件，彻底丢光了周王室最后一点威信。从此之后，王室的话再没有人听。

没有了“天下共主”，原来靠周王室的中央权威维系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当然就失效了。在权威主义的管理模式中，一切都由最高权威规定和裁决，被管理的各国横向间缺乏有效联系和沟通方式，缺乏协商共事能力。因此，一旦权威倒塌，天下立刻一片混乱。不再有共同的标准和原则，不再有有效的协调机制，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遵守的都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相互你争我夺，大打出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位，亡国五十二次，大小征战不计其数。史家说“春秋无义战”。战国时代二百四十八年中，大小战争二百二十二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周王室有记载的一百七十余国，大部分都被几个强大的封国吞并。原来尊尊亲亲的井然秩序已经荡然无存，各国国君和权臣根本不遵守神圣的礼仪制度，僭越礼法，滥用封号，尊卑上下一片混乱，甚至诸侯的陪臣居然也敢使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仪仗，让孔子大呼是可忍孰不可忍。

伴随着礼崩乐坏而来的，是道德水平大滑坡。

在春秋战国时代，英雄们以武力征伐来代替德治，以强权取代仁义，子弑父、臣弑君的越轨行为已成为普通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个无政府、无秩序的混乱时代，随着旧道德、旧秩序的解体，人们以无道德为道德，以无秩序为秩序，为了获得一己之利而不顾一切，作为人的社会，几乎丧失殆尽。与充满质朴天真的《尚书》《诗经》不同，《左传》和《战国策》则充斥着诡诈、阴谋和罪恶。甚至把《左传》与《战国策》做一对比，我们仍然会惊讶于道德崩溃的速度。春秋时期，外交家们折冲樽俎的武器往往是《诗》《书》，一篇大义凛然的礼义说辞足以遏止千乘雄师，但到了《战国策》中则一变而为赤裸裸的利害分析。为了权力，人们可以付出一切。齐桓公对易牙说：“你做的饭太好吃了，只是还没有吃过你做的蒸婴儿肉。”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的小儿子蒸熟了，献给齐桓公。为了富贵，人们不再有任何原则和标准。苏秦先向秦王献上一霸天下的计策，未被接纳，立即掉头转向，去说服其它六国合纵灭秦。

在外部战争连绵的同时，各国内部的社会矛盾也空前激化。自西周后期开始，井田制就开始动摇。老百姓不肯尽力耕种公田，而是致力于自己的自留地，公田上野草丛生，“维莠骄骄”“维莠桀桀”。（《诗经》）“泽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积，场功未毕，道无列树，垦田若艺”（《国语》），一派破败景象。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土地国有的破坏，越来越多的土地兼并到少数人手里，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剧烈。一方面是普通百姓越来越陷入贫困化，另一方面，新兴贵族和原有的封君却竞相掀起奢侈之风，起义作乱不绝，社会陷入持续的动荡之中。

春秋战国漫长的混乱，让所有人都苦不堪言。从西周灭亡那一天起，中国人迫切地呼唤出现一个新的、更有力的权威，来取代周王朝，以恢复天下秩序，让人民重新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