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汉郡国官的秩级相对下降（第8/13页）

再看第3条的“凡州所监都为京都，置尹一人”，杨鸿年先生讨论郡守秩级时引用了这条材料，但未加辨析而迳用之(31)。然据钱大昕意见，原文应是“凡州所监曰部。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32)。那么东汉河南尹也只是二千石了，跟三辅一块减秩了。但这与第4条《东观书》不合，这一条明记河南尹为中二千石，却没提三辅，想来其时三辅刚被减秩。那么第3条《续汉志·百官志五》中，还有个钱大昕没看出来的错讹：“二千石”前面丢了一个“中”字，正确的记述应是“置尹一人，中二千石”。

第5条《汉表》的材料最麻烦，它说从太子太傅到右扶风，都是二千石。而西汉三辅是中二千石，直到东汉初才发生了变化，所以《汉表》所叙，不大像是西汉中后期的制度。那么是东汉初的制度吗？那么看也有问题，因为太子太傅在东汉是中二千石，而非二千石，见《续汉书·百官志四》。

无论如何，东汉初河南尹秩中二千石，三辅秩二千石，应无大误。三辅只因为已非京畿，就丧失了“中二千石”的地位，同于列郡了。

从《二年律令》看，秦与汉初，县因大小而有不同秩级，而郡只二千石一秩。汉元帝前后，大小郡一度秩级有异，诸郡的等级管理一度趋繁。到了东汉，除了河南尹外，诸郡再次统一为二千石，简化了。当然这不等于东汉列郡就没高下之别了。曹魏“明帝即位，下诏书使郡县条为剧、中、平者”(33)，则曹魏郡、县各有剧、中、平三等，我想那三等之法上承东汉，东汉在选任州郡县长官时，使用“剧”的概念；进而西汉郡县，已有剧、平之别了(34)。就是说，西汉列郡既有秩级之别，又有剧、平之别。而东汉诸郡秩级无别，但仍有剧、平之别。据严耕望先生研究，《后汉书》列传所见东汉137名守相，迁河南尹者5人，此外守相换迁者49人(35)。所谓“换迁”，即如苏章以冀州刺史“换为并州刺史”，第五种以高密侯相“以能换为卫相”之类(36)。东汉守相的换迁频繁，大约以剧、中、平为依据的。即，以“平”迁“中”，以“中”迁“剧”。

一般来说，各郡县的户口、幅员、地理位置及经济条件，都有很大差异，所以地方官的等级管理，比中央官要复杂一些。对这问题，历代王朝的处理不一。梁武帝在十八班外另行制定郡守十班、县七班，而州有六等，是一种做法。北齐刺史、太守、县令都各有上上到下下九等，其俸禄、白直及所配置的属官，均有细密的规定(37)。参看下表：

明朝府县的品级安排，同于汉郡而不同于汉县。即，在官品上府县长官无别，但府县本身有等级。府设知府1员，正四品；同知1员，正五品，通判1员，正六品；同时府有三等：上府税粮额在20万石以上，中府税粮额在10—20万石之间，下府税粮额在10万石以下。县与此类似，知县1人，正七品；然而县有上中下之分，上县税粮额在6—10万石之间，中县税粮额在3—6万石之间，下县税粮额在3万石以下(38)。清朝的府州县，以“冲、繁、疲、难”4项标准区分简繁，进而将之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4等。新选知县一般只授“简缺”或“中缺”，然后再转“要缺”和“最要缺”(39)。清朝的省事实上也有简繁之别，比方有可能山东为“繁”，安徽为“简”。《官场现形记》第四十八回：“原来此时做安徽巡抚的，姓蒋，号愚斋，本贯四川人氏。先做过一任山东巡抚，上年春天才调过来的。由山东调安徽，乃是以繁调简，蒋中丞心上本来不甚高兴……”

汉元帝时过于复杂的诸郡分等之法，汉成帝之后就逐渐废止了，应是出自简化等级的原因。那样可以使大郡守、小郡守在报酬、特权、礼遇上享受同等待遇。而汉县始终有秩级之别，也可能造成待遇上的不平衡。例如汉代六百石官员犯罪有“先请”制度，这被认为是一项法律特权。但同为县级长官，六百石以上的县令、国相有此特权，四百石、三百石的县长、国相就没有，似乎就有一定的不平衡。所以后来光武帝诏：“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40)特别给予四百石、三百石长、相以“先请”权，好让县令与县长的法律待遇平衡一些。这已超出了本章论题，兹不详论。总之，汉元帝时大郡守地位一度上升，在总体上不影响“列郡秩级相对下降”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