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比秩”的性格、功能与意义（第13/18页）

总之，“比秩”和正秩的交错配合，构成了安排职类转换，调节其间秩级变动的一种手段，带来了特殊的管理便利。依汉代官制，郎官、大夫、掾属、军吏等，与文吏系统中的官职互为迁转；其时“比秩”就以一种精巧的方式，把各个职类链接起来了。

当然，“比秩”也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它是从最初无秩的职类中演生的，一旦形成，就成了更精细地区分级别的手段。王朝也可能仅仅为分等使用“比秩”，而不顾职类。《东观书》所载东汉建武禄秩令，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尚书、谏议大夫、侍御史、博士秩六百石。这些官过去是“比秩”，但此时不是了。尚书、侍御史、博士变成正秩，也意味着它们的“公职化”；光禄大夫、谏议大夫之为正秩，似仅仅出自分等需要，以使诸大夫的级差较为匀称，与“分类”无关了。这样，“比秩”与职类的对应关系，就不是严明整齐而无例外的。用“比秩”区分职类，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从长时段看，它并不是官阶制的发展方向。此后九品官阶的“从品”，就只用于分等，再不承担分类功能了。那么东汉光禄大夫、谏议大夫变成正秩，又暗示了“比秩”在未来的衰退。

无论如何，汉代“比秩”是一种很特别的官阶，它不但有“分等”功能，还有“分类”功能。然而二千年来人们对此茫无所知，或说视而不见。《二年律令》的发现与公布提供了契机，我们在若干片断史料中——主要是在“宦皇帝者”的史料中，察知了问题的存在，由此得以把汉代品位结构的这个重要侧面，揭示如上。

【注释】

(1)参看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199页以下。

(2)《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3)《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列传》：“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欲自免归。中郎将袁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

(4)《汉书》卷五十《汲黯传》。

(5)《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6)《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7)《汉书》卷十二《平帝纪》：“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请。”

(8)“皇帝在所宫法”所针对的是“宫卫”，“宫卫”应指卫尉所辖卫士系统。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诸屯卫候、司马等。卫尉所辖兵士，是来自全国各郡国的服役番上者，即所谓“一岁为卫士”。东汉的情况见《续汉书·百官志二》：卫尉“掌宫门卫士，宫中徼循事”，下辖公车司马令、南北宫卫士令、左右都候及诸宫门司马等。

(9)《汉书》卷六六《杨恽传》：“恽为中郎将，罢山郎，移长度大司农，以给财用。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郎、谒者有罪过，辄奏免，荐举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厉。”文中“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的“法令”，应即《新书》所云“郎中、谒者受谒取告”的“宦皇帝之法”。先秦已有“谒告而归”的休假制度，参看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休假制度先秦已有”条。汉代郎官休假，可参廖伯源：《汉官休假杂考》，收入《秦汉史论丛》，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312页。“有罪过辄奏免，荐举其高弟有行能者”的奖惩拔擢制度，也应属于“宦皇帝之法”。《汉书》卷九《元帝纪》永光元年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师古曰：“始令丞相、御史举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见在郎及从官，又令光禄每岁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贤否也。”以“四行”考校郎从官的制度，亦在“宦皇帝之法”之范畴。

(10)“诸吏”问题，可参看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版。

(11)《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汉官名秩》记春赐：“赐太尉、将军各六十匹，执金吾、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于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