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石鉴镜（第13/17页）

唐纵在动身前往昆明前也怀疑李、闻案都为陈诚系的霍揆彰所为。因在当年5月份，霍揆彰就令稽查处处长王子明制定了五十多人的黑名单。6月28日，霍带着这个名单到了南京，向国防部长陈诚汇报，准备带给蒋介石圈定，但当时蒋正和马歇尔会谈，没来得及接见霍，霍只好把名单和行动方案留在国防部返昆待命。7月5日，霍揆彰接到了国防部密电：“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

7月17日晚，唐纵与吴铁城、陈诚商议李、闻案，陈首先而坚决地表示，“此事件绝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唐纵日记》）

唐纵将行，友人嘱托他办案要“控制舆论，计划周到，行动迅速”，同时又为他担心，“莫不认为此事难办也。”（《唐纵日记》）心思重重的唐纵没有直接赶赴昆明，而是先和毛人凤商议办法，又飞到重庆去找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

此时各界正对唐纵的调查拭目以待。重重压力之下的唐纵和沈醉商议，想“将计就计”制定一套栽赃中共的计划来息事宁人。沈醉在回忆录里说到这个“好办法”：“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

就在沈醉挑选“人犯”的时候，毛人凤突然有电话来，说军统云南站已找到线索。23日，唐纵、沈醉等飞抵昆明，军统云南站站长王巍当天报告说：云南站昆明组已经查出暗杀李、闻的凶手六七名，全部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弄清楚。（沈醉《军统内幕》）

军统特工程一鸣此时也被蒋介石派至昆明协助唐纵查案。根据云南省警务处和昆明市警察局有关闻一多案的材料，程一鸣亲自到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口附近的现场观察，搜集现场遗留下的各种痕迹和证据。经过各方人士的指证，在现场找到子弹壳和弹头，吉普车车轮的痕迹及目击者讲出的军用吉普车牌照的号码。经过综合调查研究，“各种证据都指向云南省警备司令霍揆彰，他是闻一多谋杀案的指使人。”（《程一鸣回忆录》）

程一鸣把调查结果告诉唐纵，唐纵非常为难，因为他和霍揆彰既是黄埔同学，又是湖南同乡，这可如何是好？

还是栽赃

7月24日，唐纵和霍揆彰谈了一个上午的话。整个上午霍揆彰都在说他对李、闻案毫不知情，还要唐纵帮助破案。唐纵就接着霍揆彰的话头说，他此行带来了军统的几名老练特工，可以帮助霍揆彰做侦查。

同时，唐纵把军统调查到的情况向蒋介石汇报，并说霍企图抵赖，因此他处理起来很棘手。沈醉没唐纵那么多顾虑，建议把军统查获的材料展示给霍揆彰，唐纵不赞成，怕和霍揆彰闹僵了不好收场。（沈醉《军统内幕》）

霍揆彰此时也在抓紧“破案”。他一面以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悬赏缉凶启事，一面散布谣言说龙云集团乘云南省主席卢汉赴东北前线视察滇军，以“省政主持无人之时，发动有计划之谋杀，冀嫁祸政府”，并于7月20日拘捕了龙云任昆明行营主任时的副官处长杨立德。（《闻一多年谱长编》）

霍揆彰对杨立德刑讯逼供，但杨死不承认，霍揆彰没有办法。7月24日，蒋介石决定召见霍揆彰，霍揆彰飞到庐山，次日即在庐山被蒋介石大骂。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这一天的情况：“彼（霍揆彰）犹呈其假造人证与口供，幼稚荒谬极矣，乃面加斥责并明告其所部之所为，且出具行刺之人名，即令彼自想此案之办法而退。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点，临睡时已十二时矣。”

但外间沸沸扬扬的传言已把怀疑指向了龙云。龙云一气之下于7月29日发表公开谈话，怒斥：“近日京沪少数报纸，对该案多作不负责任之报道，涉及私人之信义，不知其消息来源有何根据？”复声明：“无论为外人所投或自行采访，而一涉私人，即应负法律责任。甚望各报在政府未正式公布调查结果之前，对于此案勿再轻率发表不负责任之报道。”30日，马歇尔到南京，次日龙云便登门拜访，两人谈了近一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