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回现场（第14/26页）

那些徘徊在苏州、杭州、金陵等江南繁华声色场所的士人们，忘却科场失意，仕途暗淡的苦闷，醉心于欢歌燕舞之中，以至于无妓不成欢。“金陵十二钗”“秦淮四美人”“秦淮八艳”在士人们杯酒言欢之际品评而出，狎妓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癖好，而上升成一种文化，在晚明香艳的笙歌中，家国理想不知不觉中演变为人欲的放纵。

矛盾中的雅致生活

在过足了闲居的生活后，袁宏道再次出仕了。他来到京城担任了一个闲职。看上去，他对这个职务颇为满意，“若真看作隐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养花种竹，赋诗听曲，评古董真赝，论山水佳恶，亦自快活度日”。

他养花，为此专门写了一本《瓶史》，论述瓶花供养和插花艺术，书中不厌其烦地提到一些养花的技巧和细节，诸如京城冬天寒冷，不但会冻裂铜器，瓷器的花瓶也容易裂，因此需要用锡瓶。他品茶，为此走遍京城，品评水质的好坏，他提到水以西山碧云寺水、裂帛湖水、龙王堂水为佳，高粱桥一带的水混浊而不宜用。他饮酒，虽然酒量只有“一蕉叶”，但仍写了一部《觞政》，他把下酒物分为五类，悉数优劣。这样的论述，用闲适、精致的散文写就，无处不透露出一种士人生活的雅致情趣。

1600年，袁宏道的大哥袁宗道病逝，他再次摆脱官场，隐居故土。在湖北公安县城南的柳浪湖边，他倾尽全部积蓄修筑了一所柳浪馆。四周枫柳环绕，盛夏时，浓树遮枢，入秋则枫叶如锦。在柳浪馆中，袁宏道与一些高僧整日座谈禅理。

1930年代，当林语堂在时隔300多年后再次“发现”袁宏道时，仍然被他文章中那种精致的闲情所打动。此时，正值林语堂大力推动“闲适”和“幽默”的文学，袁宏道那种清疏淡雅的文字，以及文字中处处透露出的文人闲适，无不让林语堂惊叹：“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

但袁宏道是否是真心沉醉在这种看似闲适的雅致生活当中，则无从判断。从他后来的一些行为来看，他应该是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当中，既希望从此远离官场，彻底醉心在自己营造的精致小世界当中，同时又不甘完全忘却世情。他把自己比作是树上的猴子，在树上时，想着树下的饭，在树下时，思量树头的果子。“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

这在他去世前几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家闲居六年之后，袁宏道再次出仕，先是担任了礼部主事，后又担任吏部主事，此时的袁宏道表现出难得的积极有为的姿态，力排众议，法办了贪赃枉法的都吏朱国梁。吏部尚书杨时乔正在病中，听闻此事，“惊厥而叹”，称赞袁宏道是“国家之福也”。只是这并未持续很久，一年后，袁宏道去陕西担任主考官，而后就去世在任上。

如果袁宏道的生命再长些，不知道是否会彻底改写之前留给世人那个放荡不羁，闲适雅致的形象，这一点，鲁迅可能更通透些，他说袁宏道“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

也许，在纵乐的表象下，每一个看到晚明悲剧结局的士人，都依然怀有着这种未曾表露的内心吧。

老鼠：压垮明王朝的一根稻草

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许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小老鼠。

1644年，农历3月15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3月16日，大顺军到昌平。昌平的巡抚何谦逃走，总兵李守自缢。大顺军乘势焚毁了明十二陵的享殿。17日，他们已经到达了阜成门外，将北京城包围。

这时的李自成，令一位投降了自己的明朝太监杜勋入城，要与崇祯皇帝朱由检谈判。在17日的夜里，杜勋向北京城头用箭射了一封信，说明他要见皇帝，太监王承恩将他用绳子系了上来。杜勋告诉崇祯帝，李自成开出的条件是：割西北疆土给他，他另立为王，此后他将不奉诏，不入觐。另外，再给银两100万两犒军，他就可以暂退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