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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夏洛特·柯蒂斯一同度过了一周。她现在是报社最有威望的员工之一，因为丹尼尔几乎任何事都很看重她的观点，而且基本上只读她的文章（上帝，在选集的中间有一封来自丹尼尔的电报，询问为什么紫色是今年的主打色之类的问题）。夏洛特和我不停地讨论着未来，她不断地告诉我，新闻写作是唯一的写作方式，而我坚持认为，如果你一直采取这种写作方式的话，你将会到达一种不可逆转的地步，你的天赋将会逐渐地趋平，并最终耗尽，以至于当你退休之时，你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我不断地告诉她《纽约时报》并不能够让我写我想写的东西，而对于杂志写作来说，如果我将会为一本杂志工作，我会为自己喜欢的杂志工作，而不是连我自己都不看的《时报杂志》。她建议我去曼谷，我说算了吧。明亮的，艰苦而宽广的……

后来，哈伯斯塔姆回到了纽约，但即使在罗森塔尔手下，他也没有得到随心所欲地写作并在全国到处跑的自由，因此1967年他辞职投靠了《哈泼斯杂志》。这位年轻的普利策奖获得者的辞职令某些编辑感到不安，而且哈伯斯塔姆的离去可能使得回到纽约的其他记者有了更灵活的条件。他们中的一个记者叫J.安东尼·卢卡斯，他和哈伯斯塔姆一起进了哈佛大学，又随他一起去了刚果。他回来后，总部对他小心翼翼，为他安排了与其能力相称的好任务。1967年10月，卢卡斯被派去了解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18岁姑娘的背景，这个姑娘与一个嬉皮士男友一起在纽约市东部村的一个锅炉房里被杀害了。进行这次采访的想法出自罗森塔尔。罗森塔尔的一位朋友认识被害姑娘的父亲，但写作和报道的方式完全由安东尼·卢卡斯自己把握。

这个姑娘的父母住在格林威治的有30个房间的住宅里。卢卡斯采访了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城郊富人区养大他们性格活泼、很有教养的女儿。随后，卢卡斯把注意力转移到格林威治村，并采访了这个姑娘的嬉皮士朋友们。他们说，她生活在一个肮脏的旅馆里，一大群年轻人居住在一起。她给他们提供大麻和迷幻药，自己也靠“吸毒逃避现实”。卢卡斯阐述了对这姑娘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他的报道登在《纽约时报》头版的显著位置上，并在内页还用了一整版。更不寻常的是，这篇报道的版面编排费了很大劲儿：叙述这个姑娘在康涅狄格的父母的部分，以及他们对她的看法和意见的部分使用了正常字体；格林威治村里她的朋友们对她的评价部分使用了斜体字。《纽约时报》过去很少在正常的新闻栏目中对一个报道采用这种巧妙的表达方式，或许全年都不会再有别的特写报道更多地被《纽约时报》读者所谈论了，尤其是那些和女儿一起住在时髦郊区的人。这篇题为《琳达·菲茨帕特里克的两个世界》的文章，获得了普利策奖。

卢卡斯荣获的普利策奖，是《纽约时报》获得的第35次普利策奖，这是在1950年迈耶·伯格荣获普利策奖以来第一次由纽约城市组人员获得的此奖。伯格获得普利策奖靠的是他的一篇关于新泽西州坎登的一个退伍老兵的报道，这个老兵发疯后枪杀13个人。卢卡斯的获此奖尤其令罗森塔尔和盖尔布满意，因为从1963年起他们就希望纽约城市组人员能获此奖，基于对犹太纳粹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的报道，和那篇有关皇后区38名公民漠视一位尖叫着的女孩被谋杀的文章，他们觉得城市组之前就有获得该奖的资质。

当了主编助理，罗森塔尔已经从纽约城市组晋升了一步，但他和盖尔布继续保持个人间的亲密友情，配合得很好，上班时或下班后随时讨论一些关于报道观点和新闻方法的问题。自从文化组最近与纽约组再次联合，并且都归纽约主任负责以来，按照罗森塔尔的观点，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任何事情是盖尔布的记者们办不到的。他们能挖出任何人的内幕，包括百老汇的演员、布朗克斯的政客或鲍厄里街头的浪子。他们只需要事先和一个人明确他们的任务，这个人就是阿瑟·盖尔布。盖尔布作为编辑可以说是成绩突出，按照新闻编辑部的预言，如果盖尔布和罗森塔尔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不发生内讧，几年之内他们将控制整个新闻部。到目前为止，作为纽约组主任，盖尔布显示了优秀的决断能力，罗森塔尔也和其他三位主编助理配合默契，包括索尔兹伯里。为了避免冲突，索尔兹伯里和罗森塔尔做了这样的分工：索尔兹伯里负责承担丹尼尔的特别任务，帮助伊曼纽尔·弗里德曼招贤纳士，协助编辑一些特刊和增刊；罗森塔尔负责总部及驻外人员的更常规的日常事务。当丹尼尔外出时，罗森塔尔在下午4点钟的新闻会议上代行主编的职责。索尔兹伯里对此无成见：索尔兹伯里对新闻办公室里谁坐在什么位置并不在乎，只要没有人限制他的独立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