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冲突与战争（第5/7页）

这场战争的直接外交结果是暂时性的，或者说不具重要意义，尽管罗马尼亚因此变成既成事实的独立国家。但其更深远的政治后果却仍较严重。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1825—1855）坚硬的专制外壳宣告破碎，当然在此之前该体制已受到了日益沉重的压力。一个危机、改革和变化的时代开始了，它最终将导致解放农奴（1861年）和19世纪60年代晚期俄国革命运动的出现。欧洲其余地方的政治地图不久也将更改。克里米亚战争带动了大国国际体系的变迁，就算它不是动因，至少也是催化剂。就像我们所注意到的那样，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在1858—1870年间出现；一个统一的德国在1862—1871年间形成，其间拿破仑第二帝国崩溃和巴黎公社出现（1870—1871）；奥地利被排除在德国之外，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建。简而言之，在1856—1871年间，除英国之外，所有的欧洲“大国”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甚至绝大多数是在领土方面。一个新兴大国建立了，那就是意大利，并且不久就将跻身于它们的行列之中。

这些变化的绝大多数，都间接或直接起源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统一。不管这些统一运动的原始动因是什么，其过程都是由政府操持的，例如适时地使用军事力量。套用俾斯麦的名言，统一问题是用“铁和血”解决的。在12年间，欧洲经历了四场大战：法国、萨伏伊和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战争（1858—1859），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1864年），普鲁士和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战争（1866年），普鲁士和日耳曼诸邦对法国的战争（1870—1871）。这些战争的时间都不长，而且以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的标准来衡量，耗费并不特别大，虽然在普法战争中大约有16万人战亡，多数是法国士兵，但这些战争有助于形成一个独特的欧洲历史阶段。正因为如此，本书才以一个类似战争的开端为引子，否则本书本来是论述一个极其太平的世纪（1815—1914）。然而，尽管在1848—1871年间，战争是相当普遍的事，但全面战争的恐惧——20世纪的人们实际上一直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自从20世纪初以来从未间断过——还没有笼罩在资产阶级世界的公民心上。直到1871年后，这种恐惧才开始慢慢出现。政府仍然可以随意发动和结束国家之间的战争，俾斯麦正是擅用这种状况的绝佳好手。只有内战和极少数的冲突会演变成真正的人民战争，例如巴拉圭（Paraguay）与邻国的战争（1864—1870），演变成无限制的屠杀和毁灭事件，就像我们所处的世纪非常熟悉的那样。没有人能够知道太平天国运动的伤亡人数，但是据称中国的一些省份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到内战之前的人口数。美国内战杀死63万士兵，伤亡总数是联邦军队和邦联军队总人数的33%—40%。巴拉圭战争杀死33万人（假定拉丁美洲的统计数字准确无误），主要受害国的人口减少约20万人，其中可能只有3万人是男性。无论怎么看，19世纪60年代都是血腥的10年。

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一历史阶段相对来说如此血腥呢？其一，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加剧了海外世界的紧张对立，助长了工业国家的野心，增加了由此引起的直接和间接冲突。正是这样，美国内战中工业化的北部战胜从事农业生产的南部，不管战争的政治因素是什么。我们可以说，美国内战几乎可以被视为是南方从非正式的从属于英帝国转而从属于美国新兴的大工业经济，因为南方原本只是大英帝国棉花工业的经济附庸。在20世纪把全美洲从英国的经济附庸转变成美国的经济附庸，美国内战可以被视为最初的一步，但却是巨大的一步。巴拉圭战争最好是被看作使拉布拉塔河（River La Plate）流域融入英国经济世界的事件：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他们的展望和经济皆转向大西洋，逼迫巴拉圭从自给自足的经济走出来。巴拉圭是拉丁美洲唯一一个印第安人能有效抵制白人定居者的地区，这也许得感谢耶稣会的最初统治，才使得这个自给自足的地区得以长期维持（见第七章）。［其余抵抗白人征服的印第安人，受到四周白人定居者的逼迫而后退。只有拉布拉塔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尚保持独立。瓜拉尼语（Guarani）是原住民和外来居民实际使用的沟通用语。］太平天国运动及其镇压，与西方的枪支和资本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以来便迅速渗入中华帝国一事，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