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肆 第十三章 戊戌变法（第5/7页）

所谓“突然提拔了那么多的新人”，指的是在9月1日，时任礼部主事王照想要奏请光绪皇帝出国去日本走一趟，亲自实地考察一番，再回来搞改革。但是被礼部尚书怀塔布认为是天方夜谭，不肯转呈，于是双方吵了起来，王照一度还准备弹劾怀塔布阻挠新政——这在变法期间算是很大的罪名，不亚于叛国投敌了，于是怀尚书在不得已之下，只能代为转呈。

9月4日，日理万机的光绪皇帝知道了此事，便立刻赏了王照三品顶戴，并着为四品京堂候补，以示鼓励。

同时，以怀塔布为首的五六名高官，也被以阻挠新政为名撤了职。

接着，就在王照升官的第二天，光绪召见了维新派核心人物谭嗣同，然后任命谭嗣同以及同为核心的林旭、杨锐、刘光第为军机京章行走。

军机京章行走简称军机行走，虽比不得登堂入阁的军机大臣，但却也有足够的实权，民间俗称小军机或小宰相。

一边是罢黜旧人，一边是提拔新人，雷厉风行手段如火，这让伊藤博文感到了些许不安，再加上之前荣禄的态度，更让他觉得，大清的维新变法，其实蛮岌岌可危的。

从庆亲王奕劻的总理衙门出来后，当天下午，伊藤博文又来到了贤良寺，拜访了他的老朋友、老对手、老冤家——李鸿章。

伊藤见李中堂主要为了两件事，首先是台湾交割问题，虽然三年前就已经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已把台湾割给了日本，但因为各种交接工作的缘故，使得当日当时的明治政府仍没有把宝岛拿到手，于是伊藤前首相便代表了天皇，向李前中堂催促，问你们啥时候能把台湾拿来？

李鸿章说你不要急，总归是你们的了，赖又赖不掉，多等一两个月又有啥关系？已经是口中之物了，就不要再咄咄逼人咧。

而伊藤博文却说，虽然已在口中，但尚未下咽，总觉得不能安心。

然后两人大眼瞪小眼了好一会儿，觉得似乎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了，于是便自动转移到了第二件事上。

“中堂阁下在北方为朝廷打造了好一个番邦啊。”伊藤博文非常开门见山地说道。

李鸿章脸色微微一变。

他知道伊藤博文说的那个番邦，是指俄国。

且说当年甲午，作为三国干涉还辽的领头国，沙俄帝国被大清帝国视为救命恩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去祝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老爷子开始逐渐跟俄国人走得近了起来，并试图联合俄国共同对付日本——同年4月，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导致整个东北沦为沙俄势力范围。

其实李鸿章不是不喜欢日本，而是很忌惮日本。

老爷子从十几年前甲午还没开打那会儿就明白，总有一天日本会成为大清的头号祸患，在他眼里，比起日本，俄国要容易对付得多，所以面对联日还是联俄，他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哪怕是付出沉重的代价也不悔改。

但显然这并非伊藤博文所能接受，撇开日本利益不谈，大家都是亚洲人，哪有跟着白人一起窝里反的道理？所以他试图说服李鸿章改变外交策略，但很显然，老爷子压根就不鸟这茬儿。

无奈之下，也就只好作罢了。

就在伊藤博文滞京期间，维新变法的形势又发生了一些转折性的变化。

9月16日，光绪帝在宫中召见了袁世凯。

此时的袁大人早已是不比当年了，自甲午从朝鲜归来然后目睹水师沉陆军灭，他便顿生振新之意，和康梁所不同的是，他袁项城的“新”，那是有干货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袁世凯以一封万言条陈呈送光绪皇帝，结合了自己在朝鲜多年带兵经验，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改革纲领，其内容为储才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其中以练兵为最重——除去纲领中那十二条以西洋军法练兵的建议之外，袁世凯还草拟了编练新建陆军章程，并认为“大旨则步军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也就是效仿德国。

同年12月，他的建议得到了光绪帝的认同，朝廷正式颁了旨意，将筹备新式陆军的重任交给了袁世凯，并将天津小站作为练兵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