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肆 第十七章 会津人柴五郎（第3/9页）

因此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柴五郎离开了服役十几年的炮兵队伍，正式来到参谋本部，出任了日本驻英国的外交武官。

明治三十一年（1898），美国为了夺取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两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史称美西战争。此时已是陆军少佐的柴五郎奉参谋本部之命，作为观战员前往战场考察战况，同时一起去的，还有时任驻美武官，秋山好古的弟弟秋山真之。

明治三十三年（1900）三月，于前一年升任陆军中佐的柴五郎再度来到中国，担任驻华使馆的武官。

从数据上来看，截止到此时的柴五郎来中国不过两次，持续的时间拢共也不过三年多，无论是次数还是年数，都无法跟宗方小太郎或是荒尾精等那些被大家口口相传的中国通相比。

同时他也并非亚细亚主义者，因此从思想境界上来看，柴五郎亦没有理由对中国产生什么特殊的感情。

但他却仍不失为一名中国通——甚至可以说是一名超越了包括宗方小太郎荒尾精宫崎滔天等历代中国通的中国通。

这不光是因为他精通中文熟悉中国的人文风土，更因为和其他只看到当时中国官僚堕落人心腐败的那些中国通相比，柴五郎却能发现这个民族的可贵和强大之处。

“中国人，一旦得到他的信任，他将始终以诚相待。”

“中国绝非能用武力来征服的国家，如果日本一定要以此为目标，那么终将走向失败。”

自甲午战争至二战终结，每当提起中国，日本各界的中国通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将中国的那些个已经多到数不胜数的悲催阴暗之处一一列出，然后充满了优越感和蔑视感地讲事实摆道理一番再予以唱衰。你自己也可以回忆一下，我们说到现在，由他们嘴里说出来的中国，是不是清一色的一副行将就木的德行？而像柴五郎那样愿意去正面观察优点的，真心属于极少数。

我当然不是说只有讲中国好话的才能算中国通，也不是说宗方小太郎他们所说的那些阴暗面都是自己捏造的，可问题在于你连一个民族的希望和闪光点都看不到或不愿去看，你又凭什么说自己精通这个民族的事宜呢？

再说柴五郎第二次来到中国后，驻了还不到三个月，义和团就来了。

对于这伙人，柴中佐并不像其他各国外交人员那般敌视，当然也并不存在杉山彬的那种幼稚想法，只是忠诚地履行了一个谍报武官的工作职责——将自己所能接收的所有关于义和团在北京活动的情报忠实记录在案，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记录，并从中发现，虽然柴五郎几乎没有遗漏任何义和团团民在北京城里头杀人放火的事实，但你在上面却找不到一个带有主观仇恨色彩的词汇。即便是同胞杉山彬为甘军所杀，柴五郎也只是将时间地点人物记在了小本本里，却并无任何对董祥福部的恶言，不仅没有，甚至还很客观地对甘军做了如下的评价：“他们都是非常勇敢、剽悍的优秀士兵，可惜的是，由于军官指挥无术，从而使得这支部队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

事实上，在杉山彬被杀之后，也正是柴五郎无视了西洋列强的撺掇，竭力建议日本政府冷处理此事。

而在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宣战并下令攻打使馆后，正如之前所说，各国外交官普遍感到了绝望，然后相聚一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当时日本方面出席的有两个，一个是驻华公使西德二郎，还有一个就是柴五郎。

不过这两人一开始谁都没说话，西德二郎是读书人出身的外交官，基本上一辈子没摸过枪，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使馆区外头围着的那些人。

而柴五郎不说话是因为他觉得在这种时候，那么多西洋人面前，一个来自东方的日本人轻易出风头似乎不太合适，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保持着静坐的姿态，淡然地看着其他各国外交人员，并准备倾听他们的意见。

结果越听越不对劲，这说好的商讨对策怎么就变成了自杀前的遗言大会了？

不得已，也只能当一回出头鸟了。

柴五郎首先对当前的世界形势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虽然现在北京城的电报线路已经被切断，我们和外界亦无法通信，但这并不代表外界将没有任何举措，事实上我想我们各自的政府一旦无法联络到我们，必然会有所行动，关于这一点，在下可以百分百地确定。因此也希望在座的诸君，不要轻易地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