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宦官的突围路径（第4/12页）

宦官本来只不过是宫廷里的服务生，身上不应该披有正式权力的外衣。但另一方面，宦官又是最接近皇帝的人。最接近权力的人，却被正式制度挡在权力的大门外，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他们中间有些宦官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从皇帝手中分得权力，就算不能穿上权力的正装，也要捞一件“权力马甲”穿在身上。世上的“马甲”千千万，这么多人热衷于“权力马甲”，是因为可以借着权力的光照亮自己的前程。一旦穿上“权力马甲”，又没有被人识破。那么穿“马甲”者不光可以获得正式权力的待遇，更能享受到官场利益的分肥。

朱元璋和朱棣父子都是治国的好手，两人可以说是大明王朝最为强势的两大帝王。在他们主政期间，他们也刻意规避皇权旁落的各种风险。在权力的运行中，对于那些接近权力核心层的辅官阁臣，他们可以说是防备再防备。比如说在章奏的批示上，两任皇帝都是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只让那些文臣在其中扮演顾问、参谋的角色，并不放权于他们。但是等到洪熙、宣德以后，这种局面就被完全打破了。尤其是票拟制度应运而生，更是增大了宦官专权的可能。票拟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皇帝太懒，懒得连大臣们的奏章都不去批阅，然后就令内阁大臣用小票墨书，对奏章草拟出的各种处理意见，贴在各种奏疏的封面上，然后再上报给皇帝，由皇帝审定后，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朱批，这就是改变明朝宦官命运的票拟制度。

这种票拟制度为宦官专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得到票拟之权的是司礼监和文书房。司礼监是宦官建制中的十二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监；文书房则是宦官十二房之一。作为宦官建制中的两大权力要害部门，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而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在明代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中司礼监成了权力最大的机构。

按照两大部门的职责分工，他们等于是卡在皇帝和大臣权力通道中间的障碍物。对于大臣们而言，不管是六部进呈还是内阁票拟的奏章，或起草的诏令，在交到皇帝手里之前，都要经文书房的宦官们过目；而对于皇帝来说，他所下的命令，也不能直接送达大臣，必须先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这就是说，所有的奏章在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们中转后，司礼监的太监不仅能预先知道其中的内容，而且内阁大臣们的票拟，只有通过司礼监的审阅后，认为可以操作，才能送达皇帝的案牍之上。其间，司礼监太监还在章奏中做下记号，即“凡有要紧处，即钤阔一寸许白纸条，覆于本上下空纸处，用指甲捏一痕”。由此可见，司礼监对于皇帝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而太监享有的批红大权，更是明朝宦官得以窃弄权柄的关键。

明朝末年的权宦魏忠贤，或乱批，或假传圣旨，更是到了为所欲为的境地。杨涟在《劾魏忠贤疏》中说：“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喧嚷，政事之堂，几成哄市。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

宦官专权带来的是权力结构的异化，这种在权力系统中强行超车的方式等于是架空了内阁势力，将权力所产生的利益直接导向了自己。

穿着“权力正装”的官员动辄就被身披“权力马甲”的宦官们迫害打击，而那些宦官的亲友，或投靠、谄媚宦官的大臣们，则可以在仕途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太监虽然身体上缺少零件，但是心眼却一点不比别人少。在宫墙内，他们尚且有机会翻云覆雨，如若他们有机会身负皇命，深入地方的话，他们照样也能将官场上那一套分肥原理玩得炉火纯青。作为皇帝的亲信之人，他们打着皇帝的旗号，为自己捞足了好处。

明朝成化十三年（1477年），一场政治闹剧搅乱了江南官场的平静。而这个事件与大宦官汪直有着直接联系。江南官场传出的这个讯息是，大宦官汪直要来江南一带微服私访。消息传出，整个江南官场一片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