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连环三案”将帝国逼进死胡同（第4/6页）

李可灼进宫为皇帝献药，是首辅方从哲带进宫的。虽然是皇帝自己要求的，方从哲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但是对于政治斗争而言，一次子虚乌有的事件就可以让人死无葬身之地，更何况这还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当年的“梃击案”时，首辅方从哲就表现出庇护郑贵妃之意。如今他又牵连到“红丸案”中，难免使人猜疑。这种猜疑不无道理。明光宗是因为吃了崔文升的药，导致病情加重；之后又服下李可灼的红丸，命归西天。崔文升是郑贵妃的老部下，李可灼又是郑贵妃的同党（首辅方从哲）带进宫的。

非东林党人士则认为，光宗之死与红丸无关，东林党人的推理只是一种主观臆断。其实细究之下不难发现，明光宗在服下红丸之前已经是病入膏肓，服用红丸只是催发了病情的恶性发展。

所谓红丸，其实就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其炼制所用的配方十分变态，取处女初潮之经血，谓之“先天红铅”，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搅拌在一起煮，熬成药浆，再加上秋石（人尿）、人乳、辰砂（湖南辰州出产的朱砂）、松脂等药物炮制而成。

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王御史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李可灼进献红丸促成了光帝之死，并不说明这就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弑君事件。李可灼进献的“红丸”与先前崔文升进献的大黄药性相反。身体本就极度虚弱的朱常洛，在连遭药效相反且药性猛烈的两味药物折腾之后，岂能不暴毙而亡。

东林党人揪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要全力以赴将首辅方从哲牵扯到这个案子里，借机将他踢出帝国权力核心，由东林党大臣取而代之；二是暗示这个案子的幕后主使是郑贵妃，这样就可以向世人强调数十年来的“国本之争”是合乎天意民心的事，以此标榜东林党人的政治业绩。

其实这个案子是经不住推敲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时候的郑贵妃缺乏杀人的动机。宫廷斗争是残酷的，步步惊心，一步出错就会将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任何一个决定，都会产生要命的连锁反应。人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任何一个参与博弈的人，都不愿做赔本的买卖。

光宗已经即位，就算死了也会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郑贵妃想将自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推向帝位，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此时光宗和郑贵妃的关系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郑贵妃也有了成为皇太后的想法。

东林党人执意要将郑贵妃拉下水，其目的昭然若揭。无非是向帝国的新主人天启皇帝邀功，为长达二十年的“国本之争”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就是要向帝国的臣民们揭示一个所谓的真相：郑贵妃一党是邪党，一直以来以褫夺光宗的皇储地位，以加害光宗的性命为奋斗目标。新皇能够顺利登基，全是东林党人奋斗的结果。

就在“红丸案”纠缠不清、泰昌皇帝死因未明之时，东林党人又一手炮制了连环三案中的“移宫案”。

乾清宫是内廷的正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地方。明光宗朱常洛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就住在乾清宫，由李选侍陪侍在侧。李选侍是光宗最为宠幸的妃子，很受光宗的宠爱和信任。明熹宗朱由校（天启皇帝）和明思宗朱由检（崇祯皇帝）生母早逝，他们都曾由李选侍抚育。一次，光宗当着群臣的说：“选侍数产不育，可惜只有一个女儿。皇五子也没有母亲，也是选侍抚育。”

光宗言下之意，就是要让朝臣们知道李选侍的地位等同于皇后。

光宗驾崩当天，朝臣都赶至乾清宫，要求见皇太子。李选侍不让他们进宫，还命亲信太监将群臣挡在门前。东林党人给事中杨涟、大学士刘一燝和光宗皇帝的亲信太监王安就里外联合，连吓带骗，将朱由校强行弄了出来。

第二天，东林党主将之一的左都御史左光斗等人上书，要求李选侍马上搬出乾清宫。李选侍当然不会同意，她派太监去向天启皇帝朱由校求援，希望朱由校能够压制群臣，为自己争取利益。结果派出去的太监被大臣挡在门外，没有见着天启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