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英雄：最后一根擎天柱的崩塌（第6/8页）

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权衡擅杀主帅与延误五年复辽二者所失孰大之后，毅然采取极端手段。他在写给兵部尚书王在晋的信中说：“建虏屡欲求款，庙堂之上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袁崇焕效提刀之力。”

在袁崇焕看来，只有拔掉毛文龙这颗钉子，他才能成为实至名归的辽东主帅，并且是唯一的主帅，更主要的是能够借此解决辽东的“人事问题”。为了逼毛文龙就范，袁崇焕先是断绝东江粮饷八个月，饿死东江镇军民无数。然后又拿出尚方宝剑，来一次先斩后奏。他罗列了毛文龙的“十二大罪”，然后假借皇帝的名义将其杀死。

斩杀毛文龙时，袁崇焕的亲信中军何可纲对他说：“生文龙，国不幸；用文龙，朝廷不幸；杀文龙，公不幸。”事后看来，这样的话很有先见之明。

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正忙于实行南路战略部署的时候，后金已绥服宁锦以北的蒙古各族。如此一来，皇太极再无后顾之忧，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个非常大胆而疯狂的想法：避开宁锦防线，绕道内蒙古，突袭京师，来个调虎离山，将袁崇焕“调”到京师，然后将其除掉。客观地说，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时机不对，就好像给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动手术，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但却留下了后遗症。杀毛文龙对袁崇焕来说，不但没有提升战斗指数，反而削弱了己方力量；对皇太极来说，可以大大减轻他的压力。

沉浸于复兴帝国大业迷梦的崇祯皇帝倾全国之力支持袁崇焕的“五年复辽”计划，身处紫禁城的他有自己的心理底线，那就是后金军不能跨越长城一步。越怕的事越要来。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日，皇太极率领清兵与蒙古兵约十万之众，避开了袁崇焕苦心经营的防线，选择大明边防最薄弱的环节，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边隘，大举入侵。后金部队几乎没遇到任何抵抗就攻下遵化。

按《大明律》，封疆失守，“情罪深重，国法难容”。也就是说，皇太极跨过长城之时，就是袁崇焕死期临近之日。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袁崇焕在皇太极出兵二十八天之后的十月二十九日，从宁远往山海关，途经中后所才获知皇太极的军队已经跨过长城的消息。一直以来，他以为只要在宁远、锦州一带把防御工事筑得牢牢的，意图南犯的后金部队即使插翅也闯不进来。

山雨欲来风满楼，袁崇焕从宁远经山海关、中后所日夜兼程，回京勤王。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崇祯心中颇有疑忌，不许他的部队入城。就连屯兵外城，崇祯也不准，一定要他们在城外野战。有人说君王太过无情，但一个被十万军队围城的皇帝，他的内心又是何等的忧惧难安。也就在一年前，刚刚当上皇帝的他把袁崇焕当作帝国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紧紧地抓住不放。对方也拍着胸脯向他保证，五年收复全辽。

一切就像是一场梦，那个口口声声要拒敌于长城之外的袁崇焕却将战场摆到了皇帝的眼皮子底下。两军在德胜门和广渠门展开殊死相搏，袁崇焕驰援北京时，因十万火急，只带了马军五千做先头部队，其后又到了骑兵四千，是以九千孤军当十余万大军。

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让崇祯皇帝和他的官员百姓看得心惊肉跳。这场血战，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袁崇焕也中箭受伤。皇太极在诸贝勒面前说：“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于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驻兵在海子、采囿之间。一切都太晚了，袁崇焕的英勇形象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走向。崇祯见清兵没有远退，不断催促袁崇焕出战。袁崇焕并没有执行皇帝的命令，他的理由是，保卫京师的军队人数太少，等关宁步兵赶到，再出城和清兵决一死战。

此时清军蹂躏京城的行为已引起全城怨怒，百姓风传袁崇焕通敌、召敌也不是空穴来风。从“毛公死，世所冤；袁公死，人不怜”这首民谣可以看出社会舆论对袁崇焕是极为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不可能有自我辩护的机会，因为没有人会选择在这时候再相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