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钱 币（下）（第5/6页）

月，诏诸道进献，不得以金宝装饰戈甲剑戟，雕勒不用涂金及雕刻龙凤。七月，诏内外将相，许以银饰鞍勒。其刺史、都将、内诸司使以降，只许用铜。晋少帝开运元年十月，诏今后作坊制器械，指兵器。不得更用金银装饰。装饰者后起，其初意，固亦以为资粮也。

造像为耗金之一大端。王昶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盖隋、唐、五代之世造像之费金最多者。然合天下寺观而计之，恐此数千斤者，又区区不足计矣。《旧书·五行志》：景龙中，东都凌空观灾，金铜诸像，销铄并尽。可见寺观铜像而外，多有金像。然观此时金银流布之广，则即合天下寺观造像所费计之，恐亦不足齿数也。

金银行用之广，盖缘货币之不足。然迳用为易中者，亦惟岭南。《日知录》引韩愈奏状，谓五岭卖买一以银。元稹奏状，谓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又引张籍诗曰“蛮州市用银”是也。金价太贵，银之用盖尤多，后世银铜并用之基，实奠于此。案唐世币制之坏，可谓是处皆然，中原贸易殷繁，自必更以为苦，然以金银为币，仍限于五岭以南者。钱币者度物价之尺，尺可一不可二，既用铜钱，又用金银，是二之也。金银通用，广狭不侔，设并用之，比价岂能不变？若有变，是三之也。职是故，圜法虽坏，人民仍愿用钱。杨于陵谓大历已前，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而后亦用钱，其明征矣。然此特铜钱初有流入南方者耳，其数固不能多，而金银且有流衍而北者。宪宗欲谋鼓铸，但断岭北银坑，而岭南则置诸不问者，知其势不可以遽变也。已又许其重开而禁钱逾岭者，知岭北银坑，所出无几，不足以乱圜法，而岭南则虑其运银而来，易钱而去也。然则是时岭南之银盖多矣？银果何自来邪？近人王毓瑚尝考《新书·地理志》所载产银之州县三十四，而属于岭南者惟三。释之曰：有银之地，不必皆事开采，岭南则记载较略也。又考诸《通典》，贡银之郡三十二，而其三十属于岭南。因谓岭南产银必多。王氏文见文通书局《文史杂志》第六卷第三期。予谓唐时岭南生计，尚远落北方之后，谓其能大开银矿，亦有可疑。土贡固当重土产，亦不必皆土地所生，交易所得，亦土产也。宋世徐豁尝论中宿俚民，每丁课银半两，而其地实不出银，皆买银而输之，则其明证。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章第一节。《新书·孔戣传》：附其从父巢父传。拜岭南节度使。既至，免属州逋负十八万缗，米八万斛，黄金税岁八百两。岂有矿业大兴，而以八百两之税为苦者？更观徐豁论始兴之民采银之苦，数十郡同时开采，殆势所不能也。果其有之，则孔戣所恤，亦当兼及矿丁，而不徒在于金税矣。然则银果何自来邪？殆来自海表也？西胡夙用金银。《旧书·魏征传》言：太宗遣使诣西域立叶护可汗，未还，又使多赍金银帛历诸国市马。征谏，太宗纳其言而止。《新书·波斯传》云：“劫盗囚终老，偷者输银钱。”高仙芝破石国，获黄金五六橐驼。可见西域金银之富。乌质勒将阙啜忠节，密使赍金七百两赂宗楚客，请停娑葛统兵，此非突厥所自为，乃渐染西胡之俗也。肃宗之还西京，回纥叶护自东京至，赐以金银器皿。突董之死也，使源休归其尸。可汗使谓休曰：“所欠马直绢一百八十万匹，当速归也。”遣散支将军康赤心等随休来。寻遣之归，与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偿其马直。朱邪执宜之来朝，唐赐以锦采银器。《旧书·穆宗纪》长庆二年九月。回纥、沙陀，其先皆处西域，故知贵金银，唐亦顺其俗而与之也。贾胡既咸用金银，自必流入所与交易之国。然西北陆路，来者究少，至南方海道，则不然矣。《旧书·太宗纪》：贞观十四年闰月，十月。吐蕃遣使献黄金器千斤以求婚。《本传》云：复请婚，太宗许之。弄赞遣其相禄东赞致礼，献金五千两，自余宝玩数百事。太宗伐辽东还，遣禄东赞来贺，作金鹅奉献。其鹅黄金铸成，其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器弩悉弄求婚，献金二千两。开元十七年（729年）求和，献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金城公主又别进金鸭、盘盏、杂器物等。二十四年正月，使贡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奇异，上令列于提象门外，以示百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