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编 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第5/13页）

清末朝廷迫于形势实行新政，产生的结果却令其始料不及，被新政释放出来的三股势力，分别潜伏在民间乡野、体制边缘和权力中心，成为强大的政治参与力量，纷纷跃跃欲试，试图分享政权。在“参与爆炸”的历史关头，倘若统治者明智且有魄力，当顺应时势，通过立宪，将新政所释放的动力，引入宪政的池子，让它们到国会里面去相互争斗，从而以制度转型的方式保持秩序的稳定。然而，气数已尽的清朝最后一代统治者，敢于搞新政，却没有勇气开放政权，面对日益高涨的参政压力，最后来了个倒行逆施，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以垄断权力。这一下激怒了所有被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不说民间的反满势力，即便是温和的士绅阶级和权力中心的北洋势力，也从此胸怀异心，谋求突变。正如亨廷顿所说：“革命必定意味着许多集团都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革命是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的产物。”当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渴望参与政治，而现存制度又没有能力为他们进入权力中心提供渠道的时候，革命就不可避免了。[18]

当清末的统治者陷入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的时候，本来他们是有机会保住自己的权威乃至部分权力的。立宪派孜孜以求的君主立宪，一方面可以重建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权威，同时，君主作为国家的人格化象征，同样具有代表国家的尊严。然而，清廷拒绝了这一历史的选择，当它不愿放弃权力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自己统治的正当性：作为国家人格化代表的权威。当武昌起义发生，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廷方如梦初醒，被逼答应立即召开国会，实行虚君共和，然而已经晚矣！各方势力，从拿下半壁江山的革命党人，到附和革命、乘势崛起的地方士绅，再到重新出山、欲取而代之的袁世凯，都不再满足于虚君共和。失去了力量的清廷如同一条死狗，同时也失去了其权威性。三股势力之中，革命党与袁世凯的态度非常明朗，都有“取而代之”的雄心，最值得注意的是处于中间的士绅阶级。以张謇为代表的这些儒家士大夫，自辛丑以来一直在寻找安定中国的核心。这个核心最重要的不在于法统上的权威，而是拥有安定全国的实力。革命兴起之后，清廷被迫公布了“十九条信约”，宣布立即实行责任内阁、颁布宪法。这本来是一条由虚君共和走向民主宪政的明智选择，梁启超在海外看得非常清楚，他比较了世界各种政体之利弊之后，指出，虚君共和“此遂未敢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矣”。[19]虚君共和虽然保留了清帝为君主，但他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性权威，而且其权威性不再来自天命，而是宪法，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了议会以及由议会所选举的内阁。这种英国式的虚君共和虽无共和之名，却有共和之实，且可防止大小野心家窥觑皇位、为争夺国家最高主权大打出手的野心，引导各种政治势力在立宪架构之内，到议会去和平竞争。

然而，张謇、郑孝胥、赵凤昌、汤寿潜这些儒家士大夫们所重视的，不是制度性权威的和平演进，而依然是一个可以安定全国的权力中枢。过去他们将目光投在清廷身上，如今见旧主大势已去，便转向了实力派人物袁世凯，遂在共和的名义之下导演了一出“非袁不可”的斡旋戏。在复杂的谈判角力之中，革命党、立宪派和袁世凯对革命后权力的分配、安排和考量，远远超过对共同立宪、重建权威的关心。在他们看来，权力永远比权威更重要，有了权力，便有权威，这一中国政治的古老法则像梦魇一般缠住他们。于是，一次权威与权力分离的历史性机会丧失了：在专制传统最悠久的中国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样的机会甚至无人在意。

三、民初以权力为重心的国家建构

周锡瑞在《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指出：“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进步的，民主共和主义的面孔；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着另一张‘封建主义’的面孔。两者都把中央集权独裁专制，当作攻击的目标。”[20]以往对辛亥革命的研究集中在前一张面孔上，而对民主所遮蔽的另一张面孔缺乏注意。事实上，辛亥革命在是一场民主革命的同时，也是一场封建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