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秦汉学术（第23/36页）
博士一官，为学术之所系，初亦不专于儒。秦世有名家黄公为博士，又有占梦博士，已见第二章第三节。孔甲为陈涉博士，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固属儒家。然《史记·屈贾列传》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而文帝召以为博士。今观生所作《鹏鸟赋》引祸福倚伏，《陈政事疏》引黄帝曰：日中必，操刀必割，又引屠牛坦解牛事，乃道家言；引《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则法家言；欲改正朔，易服色，则阴阳家言；则信乎其于诸子百家之书，多所通晓也。《晁错传》云：大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大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错曾受《尚书》与否，事殊可疑。即谓其说可信，而就错之言行观之，殊未见其服膺儒术，必于张先所得深，于伏生所得浅矣。至公孙臣亦被召为博士，《史记·本纪》、《封禅书》、《张丞相列传》，《汉书·郊祀志》、《张苍列传》皆同。则更与儒学无涉。《汉书·景十三王传》云：河间献王立《毛诗》、《左氏春秋》博士。《儒林传》：毛公、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百官公卿表》言汉初王国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则列国皆有博士，河间而外，鲜或崇儒，此亦博士不专于儒之一证。刘歆移大常博士云：“孝文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记，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翟酺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赵岐《孟子题辞》言：“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官，《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则经学之渐重，盖自文帝以来。《史记·循吏传》云：公仪休为鲁博士，似是儒家。然《汉书·贾山传》言：山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山受学祛，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纯儒，则祛之非纯儒可知。近人钱穆云：《五经异义》云：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盖即稷下先生。见所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稷下通考》。案《史记·田齐世家》言：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新序》言驺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驺忌，相与往见；而诸书多言博士七十余人，盖其制实昉自齐。钱氏言稷下诸生姓名显者，有淳于髡、慎到、田骈、环渊、接子、宋钘、尹文、邹爽、荀卿，其人固多非儒家。则凡有学问者皆可为博士，乃战国以来相承之法，至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而始一变也。《史记·叔孙通列传》：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一似无不治《春秋》之学者，盖古人于此等处，往往以意敷衍，非必纪实之辞，不足信也。然则自孝景以前，诸子之学，未尝不平流而进，而何以其兴盛卒不逮儒家邪？则知学术之盛衰，宗派之隆替，实与社会风尚之关系深，而与国家政令之关系浅矣。说见第五章第二节。
秦、汉人之著述，多已无传于后。就其存者而观之，凡可分为三品：通博而好深沈之思，其上焉者也，如贾谊、董仲舒、扬雄、刘向、歆、桓谭之徒是也。贾生学最博通，读《新书》可见。董生专于儒家，规模之恢廓，不逮贾生，然亦极通贯。扬子云及刘子政、子骏父子，皆极博洽，而能为深沈之思，则子云、子骏似更胜。桓君山，宋弘称其殚见洽闻，几及扬雄、刘向父子，亦东京第一流人物也。持论能核实者次之，如王充是也。(30)充最为近人所称道，几以为千古一人，此过于其实。充之论，盖上承名法家之余绪，凡名法家之持论，固多能核实，试三复《韩非》可知。其专重物质，则形法家之见也。见《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节。《后汉书·儒林传》言：赵晔著《诗细》，蔡邕读而叹息，以为胜于《论衡》。亦通人，所赏鉴必不妄。《论衡·订妖篇》列时人之说凡八，第八说实与充同，而前七说亦多饶理致，未必短于充。知当时见解与充相类者，尚不乏人，特其说无传于后耳。虽不能自成一家，而知解所及，亦能不为凡俗所囿，其下焉者也，如孔融是也。《后汉书·融传》：路粹奏融曰：“与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三国志》融事附《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载大祖令曰：“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缶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此等见解，在当日似不易得，然特激于流俗之拘墟，敢于立异而已。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养，人人能言之，平心思之，原未必有何难解也。大抵当时之士，骛心玄远者，多好言哲学，欲窥见宇宙万物之本原。此观《大玄》之受人推重可知。刘歆、桓谭之说，已见《汉书·雄传》，即班氏亦备致推崇。《后汉书·张衡传》：衡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大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衡欲说《彖》、《象》残缺者不能就，而著《灵宪》等篇，其学问途辙，实与雄同也。《三国·魏志·王肃传》：年十八，从宋忠读《大玄》，更为之解。《吴志·陆续传》：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评》称其于扬《玄》，是仲尼之丘明，老聃之严周。又陆凯好《大玄》，论演其意以筮。又《魏志·王粲传》：下邳桓威，年十八而著《深舆经》，皆好据天地自然之象，以言哲学者也。而邕其切于实际者则仍以儒、法二家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