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抚躬自问 痛定思痛（第8/19页）

我军作战指导，以培养战力为前提，以确保战略要地，再谋待机打击共军主力为方针。故使用必要兵力守备永吉、长春、四平、瀋阳、锦州、葫芦岛等地区，而以有力部队机动控置于铁岭、锦州，先排除北宁路障碍，再图打通瀋长路交通，并待机依城野战，集中优势兵力，为各个击破共军之计。

这一历时四个月之久的作战，经过重大的战役，是以下四个：

一、包围瀋阳战役：共军以热河兵团八、九两纵队对北甯路锦州和锦西，林彪之七纵队对新民、八纵队对营口，自九月六日至十月十日，先后发动攻击，企图大规模迂迴包围瀋阳，均为我军所击败，战局得暂趋稳定。

二、再犯瀋阳战役：自十月七日至二十三日，共军以第一纵队趋铁岭东南，以第四、十一两纵队趋抚顺营盘，展开战斗，企图破坏北甯路窜扰瀋阳，被我军分别击溃，战局曾一度开朗。

三、永吉、北甯路战役：共军以二、六、十等三个纵队大举围攻永吉，再以七纵队破坏北甯路新民打虎山段，意在南北进犯，使我顾此失彼。战斗自十月十六日起至十一月十八日止，缠斗月余。我军先解永吉之围，另以一部击破共军之第七纵队，共军无所获。

四、公主屯战役：此次战役始于十二月中旬，终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旬，共军以第八纵队窜白旗堡绕阳河，以第九纵队窜打虎山，以第四纵队窜海城、辽阳，同时以第一、二、三、七，四个纵队猛犯公主屯。敌情判明后，我认为共军以四个纵队犯我一点，正予我以歼敌之良机，乃令新五军陈林达部坚守公主屯，尽力拘束共军。另令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最精锐之新三军、新六军为打击部队，并以七十一及四十九两军协同攻击，分途急进。以当时情况言，我已稳操必胜之券。不意廖兵团未能遵命行动，前进迟缓，仅距公主屯十公里之差，致使新五军于苦战五昼夜后，为共军所击破。共军亦随即他窜，使我功败垂成。

公主屯战役之后不久，我因胃疾加剧，也就奉命离开了东北。我本想与东北共存亡的，但亦无补于大局，林蔚兄曾有信劝我休养说：「国家乃国人之共有，而郅治非岁月之可期。」又云：「国政不怕无人来治，而有病之身纵欲尽力亦无从为力。」可谓至理明言。

我本有胃病宿疾，但不甚措意。一九四三年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时，因感责任艰鉅，而处境甚为恶劣，时作剧饮，以资破闷，致酿成胃出血之症。当时虽经治癒，但一九四五、六年均曾复发。此次北来，到瀋未久，病即发作，以当前局势严重，隐忍不言，唯有尽力苦撑而已。其后病势日重，仍依病榻约见军政要员，指授方略，并日夜以电话指挥军事。一位美国朋友来看我，认为以重病之人，负此重责，非但公私有害，且为极残忍之事。主席对我更为关怀，曾派飞机送名医戚寿南到瀋诊治，认为非有较长时间休息不可，主席亲临瀋阳，见我力疾苦撑，恐于公于私均有不利。回京后，即电召我回亦疗养，并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专负军事责任。卫到任后，东北付託有人，我乃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离瀋飞京，旋即转沪就医。

卫在东北，前半年尚勉可维持，到了十月上旬，共军猛犯锦州，採用了所谓「三合一」战法，即锦州一破，瀋阳、长春均可不攻而下，即可席捲东北。十月十五日锦州不守，二十三日长春陷落，共军以钳形攻势合围瀋阳。我方以廖耀湘所部十余万人，从新民分向新立屯、黑山攻击，企图收复锦州。廖所部皆国军之精锐，但仍迟迟不进，一如前此赴援公主屯时行动，遂被共军击溃于辽河西岸，全军尽覆。共军乘势合围瀋阳，瀋阳守军不战自乱，至十一月二日，遂为共军所陷。东北亡。

雅尔达协定，是使东北陷入敌手的远因，铁案如山，殆属无可否认。不过雅尔达协定，并没有出卖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协议，如说东北为华北的屏藩，东北不守，始造成华北以至整个大陆的不守，虽亦可言之成理，但这不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道理，我不想这样说。我觉得我们应当反躬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