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第5/10页）

内务部加快了对皮达可夫等人的侦讯工作，采用体罚和精神摧残的手段获取需要的口供。许多审讯笔录都呈送给斯大林过目。在1936年10月4日审讯索柯里尼科夫的笔录上记录着后者关于他不知道英国记者塔尔博特与英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口供。斯大林在这一记录旁边写道：“索柯里尼科夫当然向塔尔博特提供了关于苏联、关于中央、关于政治局、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关于方方面面的情报。由此可见，索柯里尼科夫是英国情报机关的情报员（间谍加奸细）。”^{[95]斯大林对维辛斯基呈送的起诉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还更换了一名被告。}

1936年12月，新宪法顺利通过。斯大林抓住人们欢庆社会主义胜利的时机，进一步打击前反对派的领导人。1937年1月23～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公开审讯。检察长维辛斯基提起公诉，指控皮达可夫等人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之外，于1933年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指控他们在新西伯利亚等城市建立了地方总部，在库兹巴斯等地进行破坏煤炭生产、铁路运输的活动，还图谋暗杀莫洛托夫。他们的罪行比“联合总部”更为严重，不仅进行恐怖活动，而且替日本和德国情报机关从事间谍活动，图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被告承认自己有罪，说这是为了揭露和粉碎托洛茨基主义。1月23日，皮达可夫在法庭上供认，他于1935年12月利用出差柏林的机会，乘飞机秘密前往奥斯陆，在赫利尔机场着陆，与居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密谈。1月25日即皮达可夫供认后的第三天，挪威《晚邮报》发表一条通告：赫利尔机场的官员肯定地声明，1935年12月间没有任何民用飞机在那里着陆，皮达可夫来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一说，完全不能相信。挪威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也于1月29日刊登消息：根据官方的航空日志记载，1935年12月没有任何外国飞机在该机场着陆。穆拉洛夫在法庭上说：“在过了将近8个月之后，我对自己说，还是让我个人的利益服从国家的利益吧。我为这个国家奋斗了23年，为这个国家在三次革命中英勇战斗，曾经有数十次生命危在旦夕……假定说，甚至要把我关起来或者枪毙，那么我的名字无论对现在还在反革命阵营里的人，还是对逐渐长大成人的人来说，都将有一种代表意义。”^[96]

1937年1月30日，军事审判厅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就判决皮达可夫、谢列布利亚科夫、穆拉洛夫、利夫希茨等13人死刑，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阿诺尔德——10年监禁，米·斯·斯特罗伊洛夫——8年监禁。13人当即被枪决。阿诺尔德、斯特罗伊洛夫在1941年被缺席判处枪决。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在1939年5月被同室囚犯打死。^[97]

“阴谋组织军事政变”的“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案件

1930年代，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斯大林对一批有职业素养和独立见解、又在军队中享有声望的将领不放心，对他们批评自己提拔的不懂得现代化军事科学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更是感到愤怒。

1936年4月9日，红军情报总局局长乌里茨基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报告说，柏林盛传在将军们中间存在着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派别的谣言，但又说人们都不大相信这种传闻。叶若夫也呈送了一份从巴黎搞到的白俄侨民组织“俄国军人大同盟”的材料，说苏联有一批高级指挥员正准备发动政变，为首的是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98]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生于1893年，曾在沙皇军队服役，任大尉。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期间先后任东线第一集团军司令，南方方面军副司令，西方方面军司令。1919年12月28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鉴于第五集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在英勇的红军向东部胜利进军（这次进军以攻占鄂木斯克为结局）中，作战勇敢，善于发挥主动性，能当机立断，指挥有方和精通本行业务，特授予他荣誉金剑一柄，以资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