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第5/7页）

1955年1月，赫鲁晓夫迫使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这虽不能看作文学“解冻”的直接结果，但苏共领导层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无疑会影响文学的“解冻”运动。这一年，文学“解冻”开始涉及对斯大林时代某些历史的讨论。5月7日的《文学报》发表了《苏联文学的爱国主义主题》的专论。文章指责在某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中，个人崇拜的影响起了不好的作用。“对战争初期的困境常常轻描淡写。”^{[65]接着沙季诺夫中将在《伟大崇高的题材》一文中说：“战争初期常常被理想化”，臆造出来一个“积极防御”的神话。[66]同时，开始对斯大林时期遭到清洗的作家恢复名誉，先后被恢复名誉的有巴别尔、布尔加科夫、梅耶霍德、维谢奥利和基尔雄；还包括“山隘”派的伊万·卡达耶夫；“锻冶场”的诗人基里洛夫、格拉西莫夫、巴赫米季耶夫；犹太诗人戈洛德内和别尔格森；还有共产党员作家考尔左夫、雅申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娃等。为了出版被迫害者的作品设立了专门编辑委员会，有选择地出版了一些作品，如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巴·瓦西里耶夫的诗歌和阿·维谢奥利的小说；对帕乌斯托夫斯基、李金和卡达耶夫的短篇小说作了修改后提供给读者。此后，官方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经典作家。阿赫玛托娃被《文学报》誉为“俄罗斯诗坛上天才和崇高的作家”。革命后在国内首次出版了蒲宁的作品集，特瓦尔多夫斯基写了前言。普拉东诺夫的一些作品也开始发表。而新创作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逐渐冲破官方的模式，出现了更多不同风格的、情节更加新颖的、故事内容的展开更加自由的作品。}

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把苏联自30～40年代以来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归结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造成的后果。代表苏联作家协会在会上发言的苏尔科夫仍大谈苏联文学的成就，既没有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政策及其后的“解冻”做出正确评论，也没有对作家协会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在他后面发言的肖洛霍夫则谈到苏联文学的落后问题。他不同意苏尔科夫以出版了多少书来夸耀文学的成绩，他说苏联有3773人参加作家协会，但大都是“死灵魂”。“在近20年当中，我们出版的富有智慧的好书是有数的”。肖洛霍夫在分析“文学落后的原因”时，一方面批评了大部分作家不同人民交往，不了解生活。在莫斯科大约住着1200个作家，他们生活在“三角形的迷魂阵里：莫斯科——别墅——疗养地”，不到工厂，不到农庄，“白白地浪费生命和才华”。另一方面，他尖锐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作家协会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创作集体，却蜕化成一个行政机构，由利欲熏心的法捷耶夫把持着，他什么都干，就是不帮助作家从事写作。”“为什么过去的十五年中，竟没有人告诉他，作家协会不是一个军事组织，更不是一座监狱，没有一个作家再想在总书记法捷耶夫面前立正。”^{[67]法捷耶夫没有得到在大会上发言的殊荣，而且从原来的中央委员被降为候补委员。}

苏共二十大以后的第三个月，也就是5月13日，法捷耶夫留下一封给苏共中央的信后自杀身亡。法捷耶夫在信中说：“我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断送”，“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小孩子的地位，被意识形态恫吓，这一切被称为‘党性’。”“我被变成一匹拉重车的马”，从事“官僚主义的事务”，“落到头上多少吆喝、训斥、教训，还加上众多的纯粹思想意识罪过。”法捷耶夫终于对斯大林时期文学和他自己的处境做了如此刻骨铭心的哭诉。他悔恨交加，感到“作为作家，我的生命失去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