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官方教会与苏维埃政权（第2/5页）

^{[8]为了恢复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吉洪宣布解散改革派组织，东正教会继续实行牧首制管理。然而，这些倡议并没有得到苏维埃政府的认可。1925年4月7日，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吉洪去世。1927年5月10日，都主教谢尔吉·斯特拉戈罗德斯基上书内务人民委员会，请求允许他管理俄罗斯东正教会并组建教会的最高管理机构——牧首区神圣公会（Патриарший Священный Синод）。由于革新派提出的允许主教结婚和神甫再婚等改革措施得不到多数教徒和教会人士的赞同，革新派的影响远不如俄罗斯东正教会大。基于此，5月20日，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承认了以谢尔吉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7月29日，谢尔吉发表了“致教民咨文”（即“谢尔吉宣言”），对苏维埃政府承认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表示衷心感谢并宣布服从苏维埃政权：“我们需要不仅通过口头，而且通过行动来证明，我们是苏联忠实的公民，是服从于苏维埃政权的公民。”^{[9]此后，革新派的影响骤然减小。1943年，出于战争的需要，苏维埃政权完全支持谢尔吉领导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革新派受到致命打击。1944年，大批革新派教徒并入俄罗斯东正教会。1946年，革新派领袖维京斯基去世，革新派也随之解体。
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教会上层的不积极态度使苏维埃政权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来处理。1922～1938年，苏维埃政权为摧毁教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无神论宣传成为俄共（布）及后来的联共（布）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1922～1932年，全国脱离东正教会的教徒达2500万，占全国人口的1/4。^{[10]二战前夕，苏联东正教地方机构几乎全部被取消，神职人员多被关入集中营，拥有人身自由的主教寥寥无几，一些主教隐居在深山老林中或装扮成神甫度日，绝大多数教堂被关闭，全国从事宗教活动的教堂仅剩下几百座，成千上万的神甫改行。}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苏联进入战争状态。在战争开始的当天，都主教谢尔吉发表《告东正教教民书》，明确表示“基督的教会为保卫祖国神圣疆界的所有东正教祈祷”。^{[11]东正教会在战争中自始至终都站在反法西斯的立场上，许多神职人员和教徒都参加了敌后游击战或为游击战提供援助，他们组织救援队抢救伤员，往前线派送食品和军需物品。鉴于教会在调动苏联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加强民族凝聚力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苏联政府对教会的态度急速好转。1942年，国家允许东正教会用多种文字出版教会读物，被没收的教会印刷厂又归还教会。1942年，莫斯科中断了多年的东正教复活节十字游行在德军的炮火声中隆重举行。1943年1月15日，在都主教谢尔吉的请求下，斯大林允许东正教会开设银行账户，教会通过募捐的方式筹措资金用于国防。战争期间，教会共捐款3亿卢布，利用捐款组建了顿河王季米特里坦克纵队和涅瓦王亚历山大飞机战斗队。1943年9月4日，谢尔吉等三名都主教应邀来到斯大林别墅与苏联领导人商讨教会事宜。斯大林同意东正教召开地方主教公议的请求并答应提供物质资助，政教双方还探讨了有关开设神职学校、更新教会期刊、释放扣押神职人员、开办新教区以及为神职人员在全国的自由流动提供方便等问题。不久，苏联成立了直属于部长会议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委员会，教会机关刊物《莫斯科牧首区杂志》创刊。9月12日，东正教牧首制再度恢复，都主教谢尔吉当选为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苏联的政教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和谐的时期。1944年，谢尔吉去世。次年，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都主教阿列克塞·西曼斯基当选为新一任牧首。^[12]}
战后初期，苏联党和政府继续坚持战时宗教政策，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因此，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东正教会也出现了复兴的势头。已解放地区的教区生活重新恢复，东正教会同其他基督教派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东正教的文化中心——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宗教活动又重新开始。1944年，莫斯科开办教士神学培训班和神学院。1946年，该学院更名为莫斯科神学院。1948年，该校校址迁到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敖德萨神职中学也于1945年恢复。194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维尔纽斯等地有10所神职中学恢复。1945年1月31日，中断了27年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地方主教公会开始工作。斯大林就牧首区在国际关系中的任务问题同东正教牧首和教会上层人士交谈。苏联政府表示，支持教会与其他宗教派别间的合作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