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第6/7页）

除上述决议外，这个时期还发表了一些由斯大林授意发表的文艺评论，如1947年《文化与生活》刊登的《我们剧院舞台上的〈青年近卫军〉》、1948年年底《真理报》发表的《关于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戏剧批评家集团》等。通过这些授意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化、公式化的要求，更进一步将文艺引上了淡化冲突、粉饰生活的道路。

在开启文艺批判的同时，在哲学、生物遗传学、语言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也展开了一系列批判。

在哲学领域，是经斯大林提议，在1947年6月由日丹诺夫主持召开《西欧哲学史》全苏讨论会，对当时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主管意识形态的当事人亚历山德罗夫的《西欧哲学史》的批判，指斥其错误在于“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缺乏党性，仿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同他们以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学派隔着一道万里长城，而阐述德国古典哲学的客观意义是不允许的；在此广泛传播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即认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式的反动”。这一观点引起的倾向不仅低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而且也低估了过去时代的许多哲学体系。这场争论暴露了苏联哲学界对待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某些简单化态度。

在生物遗传学领域的批判，矛头所向是针对苏联的摩尔根遗传学派，支持李森科的伪科学学派。

1946年1月李森科发表《自然选择与种内竞争》一文，公然否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对此文宣扬的观点强烈不满，他们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尤里·日丹诺夫^{[43]的支持下，在一些刊物和大学讲堂上展开了对李森科的批判。此外，还召开内部专门会议清算李森科的思想观点。李森科对此十分恼火，立即上告斯大林。于是，领袖亲自干预，布置召开了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

斯大林亲自圈阅审定了李森科在八月会议上所作的《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助长了李森科的气焰，使他在会上更加有恃无恐地向摩尔根学派发动猛攻。不仅如此，会后他还对这一学派采取了四大行政措施：①给摩尔根遗传学派戴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将该派学者公然称之为“人民敌人”；②禁止各学校讲授摩尔根遗传学；③封闭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④解除摩尔根学派学者担任的一切行政职务。这样，在斯大林亲自支持下，便形成了李森科伪科学学派的一统天下，出现了由它称霸苏联生物学界的局面。

1950年进行的语言学批判，是把30年代被肯定的马尔语言学派从“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推上审判台，斯大林以发表了《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文章，作为对马尔语言学批判的总结。但斯大林没等争论充分展开就匆忙作了结论。这非但没有推进真理和发展真理，反而限制和损害了真理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以召开全国经济学讨论会的形式展开的。讨论会前期，会上呈现出了少见的活跃气氛。不少学者就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问题、价值规律在苏联起作用的性质和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问题以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问题等，打破教条主义框框和僵化思维，发表了创见。这样的讨论看起来好像为经济学注入了一线生机，并且有可能对苏联经济提出多方案的分析。

但奇迹并没有出现。斯大林对讨论会的结论《关于1951年11月讨论会涉及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此后三个文件汇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变成了为苏联政治经济学确音定调的圣喻和经典。

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范围内的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而没有对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正因为这样，他拒绝了讨论会上一些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作用范围的高度评价，拒绝了他们主张积极利用商品货币杠杆的革新要求。

差不多在这前后，法学界和史学界也进行了一系列批判。一些法学家被指责在有关法律和国家以及立法的问题上发表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对国家作用坚持“唯意志论”；史学家则被斥责“没有根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表现出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民族主义和庸俗经济唯物主义”等。这些批判和斗争一直持续到1952～19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