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书札卷一（第2/11页）

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赞《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当，可谓深矣。孔子之门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国，问礼于柱史，论乐于鲁伶，九流之说，皆悉其原，可谓博矣。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其他若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游、杨、金、许、薛、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矣。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譬若以蚊而负山，盲人而行万里也，亦可哂已。盖上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辄谓迁之书，愤懑不平；愈之书，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是犹睹《盘》、《诰》之聱牙而谓《尚书》不可读；观郑、卫之淫乱，而谓全《诗》可删，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

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仆则谓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离书籍而言道，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尧舜孔孟非有余，愚夫愚妇非不足，初不关乎文字也。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绘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不亦诬乎？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

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故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虽曰不逮，志则如斯。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见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极知狂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过弥甚。聊因足下之引诱而一陈涯略，伏惟悯其愚而绳其愆，幸甚幸甚！

致李石梧中丞 道光二十四年

吾乡名臣遭遇之隆，勋伐之懋，自湘潭陈公，安化陶公外，盖不多觏。老前辈闳达精能，今之所希，既已与二公鼎焉并峙，由是而壹志上臻范、韩之业，岂异人任。鄙人碌碌，足以仰流观化而已；而爱慕之诚，乃不觉宣之乎言词也。

侍今岁以来，弥嗟荒落，酬酢之琐，逐日以加，饱食安居，守官兹忝。梅生来京，举国目为祥麟威凤，因场前有事修息，亦未敢数数诣谈。闱中之文，今尚未见，然颔底摘髭，固无烦于再举也。汤杜之难，今尚如故，侍与海翁之隙，非因解纷而起，别有鄙细不足渎听，哑然一笑而已。有罗载庆者，敝同年仓君景恬之姊婿，于侍有一日之雅，备员麾下，尚恳赐之钧陶，加以策遣。幸甚幸甚！

答刘孟容 道光二十五年

孟容足下：

二年三辱书，一不报答，虽槁木之无情，亦不恝置若此。性本懒怠，然或施于人人，岂谓施诸吾子，每一伸纸，以为足下意中欲闻不肖之言，不当如是已也，辄复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鉴之。伏承信道力学，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

盖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传曰：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斯二气者，自其后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则庆赏之事起；因义以正物，则刑罚之事起。中则治，偏则乱。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细缊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而其习又无毫发累，于是曲践乎所谓仁义者，夫是之谓尽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准，推而放之庶物而准，夫是之谓尽人性、尽物性也。常人者，虽得其全而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