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瓦尼·利昂纳（第13/15页）

利：您瞧……在法西斯主义时期，唯一的反对派组织是共产党。后来，出现了正义和自由运动，再由它衍生出行动党。尽管像我这样的天主教徒非常同情行动党，但是加入进去已经晚了。因为我们都已经进了罗马天主教行动会，该行动会为我们提供了反法西斯主义的一大避难所，也是唯一的避难所。是的，我们天主教徒的悲剧，我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之中不少天主教徒的一大错误，正是没有直接参加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去。我们没有进行积极的反法西斯斗争，而只是局限于从事反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准备工作，也就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民主和团结原则上的文化准备工作。对我们来说，罗马天主教行动会是最大的拯救行动。如果我们没有它，那就糟了。当然，与我们的能力相比，我们在天主教行动会中所做的工作还是有差距的。事实上，不考虑自己的感情，不考虑家庭的传统，不考虑人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是艰难的……在那不勒斯，迫害反法西斯主义者，特别是迫害知识分子不是过分的，因为在他们之中，有墨索里尼不敢碰的人，如克罗齐[20]、德尼古拉、波尔齐奥……为此，我们都是沉默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例如，当希特勒来到那不勒斯时，警察搜查了我们的家，我的父亲藏起了一张拍摄于人民党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的照片，上面有他和唐斯图尔佐[21]、德加斯贝利、罗迪诺和斯帕塔罗等人。后来，他跑到一个亲戚的家里，把这张照片镶在镜框中，在那里一直保存到法西斯垮台的那一天。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当然，不会为此而授予我们一张英雄的证书。您瞧……确实，对我来说，一切都是从1946年才开始的。

法：实际上，那年也是您的成婚之年。怎么您的婚姻来得如此之晚？

利：对我们那不勒斯人来说，家庭是一桩严肃的事情，是我们命运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在我的那个年代，人们并不像今天的年轻人那样，相识不久便结婚，六个月之后，就搞定了一切。那时，我需要先作好安排，再建立起一个家庭。在社会和经济基础没有稳固之前，我不能允许自己结婚和生儿育女。就这样，我在1936年，当我取得大学讲师职位之后，才开始考虑组织一个家庭。但是到了1938年，我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战争迫在眉睫，我下意识地觉得，结婚可能会遗留下一个寡妇。当和平来临之后，我开始寻觅起日后将会成为我妻子的她。那时，我已经37岁，您瞧，这样很好。尽管有过失去一个儿子的痛苦和另一个儿子一度患病的忧虑，但感谢上帝，后来，病儿得到康复，这个迟迟建立起来的家庭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您要知道，我一直在家庭中生活，因为我们相处得十分和谐。我还同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们一起讨论我的问题。我的子女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有着先进的思想、新潮的观念和争论是非的执著。我相信年轻人。

法：也相信女人吗？

利：我敬慕女人。对我来说，女人是出现在我们周围的最美好的事物。我常常说：一个漂亮的女人是表明上帝存在的最有力论据。何况，它是圣托马索的话。按照他的说法，这个创造物的美是可以追溯到上帝存在的论据之一。但是我不仅仅热爱女人，而且尊重女人。以至可以说，我不满足于只有儿子，还喜欢有个女儿。在现在这代人之中，妇女足以表明能胜任一切，她们还能推动国家向前。只要想一想果尔达·梅厄和英迪拉·甘地就行了。肯定，我将会看到有一位女性担任共和国的总统。我是一个有着自己喜欢方式的女权论者。我之所以说有着自己喜欢的方式，那是因为她们无论从事哪一项活动，我不会看到她们疏远自己的家庭。

法：我明白了，在离婚一事上，我不能再向您提什么问题了。相反，在有关全民公决[22]上……

利：在全民公决问题上，您想让我谈什么呢？眼下，在今年之内，不会举行全民公决。我们律师有所谓的“案件延期机制”说法，当案件复杂难以处置时，人们就将它推迟。眼下，我们有离婚提案。正如大家所知，我通过客观而平和的调解参与其中，去除了法律中的一些重大失误，但是，时而浮出水面的那些问题仍然保留了下来。但是我相信，随着全民公决的临近，我们还有改善这个福尔图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