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的若干问题（第9/11页）

中国人不要自由了？不要民主了？不要宪政，不要法治了？走来走去一百多年，回过头来还是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中山大学一个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上是第一把手，是二三十年代创造社的著名人物，叫冯乃超，他说过一句名言：你们搞什么学术批判呀，思想批判呀，都是无知批有知！确实是这样，无知批判有知。1987年，我们有个报纸发表言论，说你看，这一年中国真伟大。伟大在哪里呢？一个香港回归，另外是新通过的刑法第一次把法治的三个原则（法无明文不得定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当）引进到中国来了。他不知道大清帝国定的法律，定的新民法、新刑法就有这三条原则了。这个情况不过证明中国九十年代回过头来做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工作，做那时开了个头没有做完的工作。这类情况屡见不鲜！走来走去，还是要回到那个地方。人类文明共同成果是无法抗拒的，不要以狭隘的民族国家情绪去考虑问题。特别是“中国可以说不”呀之类的叫嚣，那些是很廉价、很低级的煽动。真正让老百姓和整个国家得到益处的，是现代文明的共同成果。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都要拿来，都要学习。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最重要就是这一条。

我讲得可能太多了。还有二十分钟，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很乐意给大家解答。

1.如何去接受世界文化的共同成果，你对现今的教育制度有什么意见吗？

袁：接受世界文明的共同成果，恐怕要首先从了解世界开始，知道人家究竟发展到了什么样程度。任何人除掉做好自己本职工作、自己专业工作以外，恐怕要多读一点书，读一点好报刊，那样很有好处。假如要我介绍的话，可能在广东甚至在全国来讲，《南方周末》很值得一看。在现在的条件下办成这样的水平，是很不简单的事。我今天刚刚看过昨天出版的《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讲美国怎样走出孤立的道路，写得很好。作者叫丁林，另一个笔名叫林达。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他们夫妇三本关于美国的书（《历史深处的忧虑》等），总的书名叫《近距离看美国》。基本内容是讲一个现代国家是怎样运作的。我想我们有一些观念应该转变了，观念不要再停留在姓“社”还是姓“资”、姓“中”还是姓“西”那个水平上，以这样的观念观察和处理问题会害死人的。列宁在二十世纪初就讲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因素，就讲那些垄断企业、银行、邮局这些大企业，包含着社会主义因素。一百年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些社会主义因素是不是在增加？我想是在增加。香港公认是全世界最自由的一个经济体系，也是最资本主义化社会。但是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0%是归政府支配的。它对那些低收入阶层、弱势阶层的援助，那些社会保障，是不是比我们这个社会主义还要完备？香港政府对医疗、教育各个方面的投资，按人口平均计算是不是比内地要多？有一次我去加拿大，一下飞机接我的朋友就说：“我们这里才是社会主义。”同意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无关紧要。但你应了解，他们这样说是因为那里从摇篮到墓地整套的福利制度非常完备。社会主义是不是追求更加自由、更加民主、对弱势群体更加公正、消灭三大差别，使社会更加平等？也就是说，社会更加公正、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富裕、更加平等，无非是追求这些吧。但是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好东西。其实这些是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剥开它的一些表面现象和无关紧要的差别，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有很多共同点。我们要通过这些现象看它的本质的东西。所以，应该多了解、多知道人家是怎么回事。否则，你拼命地骂，拼命说这个怎么错误，人家会说你根本骂错了。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你说了等于白说，说了令人脸红。

至于说到教育，现在不是大讲素质教育吗？我总是感到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没有抓住要点。要点在哪里？培养每一个中国人成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公民。应该从小尊重每一个中国人，他是一个公民，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公民。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现在从家庭到学校和整个社会，都在培养乖孩子，迫使人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如此摧残生机，太残忍了。你就是要让他小时候调皮捣蛋，要让他自由自在，敢想敢说敢干；长大了才会敢于挑战一切过时的和错误的东西。一个社会要是让人心惊胆战，说一句话都生怕有人录音，去打秘密报告，“这个家伙怎么怎么样”，那就太可怕、太反动了。你不改正，社会精英就会用脚投票，跑到外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