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南宋150年的“规模说”（第4/6页）

然而，现在秋后算账的来了。邓肃在谈到他时，因考虑他有功，语气还颇为宽恕。但是侍御史王宾就不那么客气了，上疏极言吕好问不忠：“好问在围城中，二圣被拘押在虏营。他应该以蜡书催元帅府进兵解救，却反而劝进（劝赵构登极），此乃‘怀贰挟奸’，无大臣节操。何况还曾有受伪命的污点，因此不可立于新朝！”

这个参奏依据的是堂堂正正的原则，无可辩驳。吕好问当初所做的倒不一定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但的确是从务实方面考虑得较多，以为自己这样做是押对了一宝。没有想到，当一切危机过后，人们的评价标准仍是一个不变的原则。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这可以视为一条戒律。任何以“形势所迫”为借口的叛卖、堕落行为，迟早都是要还的！

吕好问为此大惭，只能极力求去。不久，高宗就让他知宣州（今安徽宣城）去了。

谏官邓肃还有一疏，是弹劾前朝红人耿南仲的。耿南仲担任割地使时险些被拒降的河北军民抓住，他溜得快，跑到了汪伯彦那里安身，成了大元帅府里最早的一批人，但此时还是被揪了出来。

在讨论他的问题时，高宗心里明白，恨恨道：“南仲误国罪天下共知，朕曾欲持剑击之，夫复何道！”一挥手，把他打发到岭南安置去了。

导致北宋灭亡的真正罪魁之一就落得个如此结局。

这一段，在王宾的坚持下，还对金军入寇时表现不同的地方官及将领，做了甄别清理。金军入侵时，官员中有以死固守的，也有贼未至而先逃的，都分别给予褒贬，以明功罪。

高宗也鼓励言官举报，一并处置。于是大家又提出了一批官员，其中有宣抚副使折彦质、陕西制置使钱盖、防河官员许高、许亢等，都是金军一来，就吓得逃奔川峡、湖北和江南等后方去了，简直不成体统。高宗下旨，对这几人都做了严厉处理。

后来南康军有奏报说，许高、许亢在流放琼州吉阳军（今海南三亚）的途中，过境时密谋造反，当地知军事李定、通判韩璹在紧急中斩之，现两名官员待罪，请示处分。

在讨论时，大家都说这是“擅杀”。

唯独李纲力挺两个小官，说：“靖康时任命高、亢二人守河，派给的兵将甚多，贼还没到就先逃跑，以铁骑五百护送全家直趋江南，沿路劫掠甚于盗贼。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军垒守官就敢诛之，必健吏也。这可使日后受命御贼者，知道擅自撤退则郡县之吏亦得诛之，不也能使他们略知有所戒么！是当赏。”高宗同意，命给两名小官各升一级。

这一段时间的清理，对力扫投降怕死颓风、高扬爱国气节，有着巨大作用。许多有血性的臣僚都很兴奋，似乎看到了中兴的希望。当时，原开封知府和留守两人，因为怕死而被贬官，这两个职位空缺。京师重地，亟待重整，必须选干员去任职。李纲就积极推荐宗泽担任。

宗泽是浙东人，自从任小官以来，就浩然有气节，敢作为，“不诡随于世，以故屡失官”。可想而知，在中国以“阴柔”为主调的官场中，这类刚烈人物从来就是命途坎坷。

靖康间，宗泽在磁州做知州，正逢康王赵构作为议和使北上路过，宗泽认为金人已大举进犯河北，形势难料，极力劝康王留下，不要北上。后来，在赵构开元帅府、登大位的过程中，也出力甚多。这就必然为汪伯彦等同僚所忌之，百般诬陷，以至不能留在元帅府中，被赶到襄阳去当了知府。

李纲到达南京行在时，正巧宗泽来办事。李纲与他攀谈，觉得其言“衮衮可听，发于忠义，至慷慨流涕”。这印象太难以磨灭了，因此，此次便力荐宗泽。

提起宗泽，高宗是太熟悉不过了，不禁一笑：“宗泽这人在磁州凡下令，一切听于崔府君。”

这崔府君是何许人也？竟能使刚直不阿的宗泽如此毕恭毕敬？原来，这位大师并不是一个肉体凡胎，而是一尊神，且与高宗关系甚大。

早在南宋时期，无论官史还是私人笔记，都有关于“泥马渡康王”的传说，说得神乎其神。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民间神祗崔府君。当年康王赵构在磁州滞留时，宗泽曾经陪康王拜谒过城北的崔府君庙( 当地人称之为“应王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