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第3/4页）

因言获罪的李宗闵和牛僧孺虽然满腔怨愤，却无计可施，最后只能自谋出路，在各地藩镇漂流辗转，当了好几年的低级幕僚。

元和七年，李吉甫病殁，李宗闵和牛僧孺头上的紧箍咒总算是解开了，遂双双入朝担任监察御史，不久又同迁礼部员外郎。

元和十二年，李宗闵被裴度举荐，随他出征淮西；平定淮西后，因功擢任驾部郎中，并以本官兼知制诰（所谓“知制诰”，即参与禁中诏敕的策划和草拟，虽官秩不高，但位居要津，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天子决策）；穆宗即位后，又升任中书舍人。

与此同时，牛僧孺的仕途也是扶摇直上，历任库部郎中兼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职。

眼看李宗闵和牛僧孺这几年不但咸鱼翻身，而且一路平步青云，大有入相之势，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坐立难安，随即利用为天子侍讲的有利身份，不断对穆宗施加影响。长庆元年，李德裕终于抓住李宗闵的一个把柄，再度把他逐出朝廷，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刺史。

李德裕如此不忘旧怨，挟私报复，顿时激起了李宗闵对他更为强烈的仇恨。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被远谪巴蜀的李宗闵每天面朝长安，心里反复念叨的只有这句话。

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

而到了那一天，他必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道是风水轮流转。几年后，形势果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死对头李德裕被宰相李逢吉贬到了浙西；另一方面，亲密战友牛僧孺又因李逢吉引荐而拜相。李宗闵就此时来运转，于穆宗末年回朝复任中书舍人；敬宗年间，升任礼部侍郎，后迁兵部侍郎；文宗即位后，又调任吏部侍郎。

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到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与李宗闵、牛僧孺就这样你来我往、乐此不疲地斗争着。在这漫长的二十一年里，他们之间的仇恨非但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淡化，反而由于无休止的冤冤相报而愈演愈烈。对他们来说，朝廷授予的官职和权力与其说是供他们报效国家、造福社稷所用的，还不如说是供他们发泄私怨、打击对手的工具。

假如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种斗争的无聊和无益，从而多一丝宽容、少一分狭隘的话，那么这场绵延半个世纪、波及整个政坛的“牛李党争”，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的是，不管是李德裕，还是李宗闵和牛僧孺，都没有人愿意放弃仇恨。

所以，随着他们三人地位和权力的提升，这场原本纯属私人恩怨的斗争，也就注定要发展成具有党派性质的大规模的“政治械斗”。

而太和三年秋天，就成了这场“牛李党争”从暗流涌动发展到公开对决、从个人斗争发展到党派斗争的重要节点……

听到李德裕即将回朝，并且很可能入相的消息后，李宗闵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李宗闵很清楚，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个先行入相，对方势必会在第一时间被贬出朝廷。所以，他必须和时间赛跑，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李德裕之前入相。

论资历，他和李德裕旗鼓相当，可要论人脉，他显然比李德裕深厚得多。因为李德裕这些年远在浙西，而李宗闵身为朝廷的吏部侍郎，无疑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关系层层转托，终于攀上了时任右枢密使的宦官杨承和。

众所周知，早在敬宗年间，这个杨承和就是“四贵”之一，与王守澄等人都是拥立文宗的功臣，由他出面力挺，李宗闵觉得自己胜算可以说是很大的。

虽然，依附宦官这种事历来为天下士人所不齿，也是李宗闵自己在二十一年前极力抨击的时弊之一，但是，此刻的李宗闵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为了报仇雪恨，为了扳倒李德裕，如今的李宗闵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干的，更没有什么原则是不能放弃的。

在权宦杨承和的干预下，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太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吏部侍郎李宗闵入相。

九月十五日，刚刚回到长安、才当了几天兵部侍郎的李德裕就被罢去朝职，外放为义成节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