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第13/55页）

然而，对19世纪末帝国农民的生存威胁最大的还是旱灾。那一段时间，全国连续发生的大旱达140次，就连湖泊纵横、河流密布的帝国的南方也频频告急：江山县大旱，河流枯竭；镇海县大旱，舟楫不通；萧山县大旱，河床裸露；镇河县大旱，稼禾尽焦；四川连续发生“壬寅大旱”和“甲辰大旱”，遍地饿殍，惨绝人寰。更严重的旱灾发生在帝国的北方，涉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受灾面积之广、灾民数量之多世所罕见。河南“自春至夏，雨泽逾期，旱象日见”，山东“夏季歉收，秋稼未登”。山西无处不旱，“待赈饥民逾六百万之众”。陕西渭河流域40个县受灾，“死亡枕藉”。

靠天维生的帝国农民的生命极其脆弱，天若数月不下雨，他们就大批死亡，如同野草。晚清最后几十年因为天灾死亡的农民的数字无从查考，但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仅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山东、陕西水灾和浙江地震，死亡28万人；直隶水灾以及河北大水、甘肃大旱，死亡1500万人；黄河决口、蝗灾波及河北、山东、河南和湖北，死亡800万人安徽、陕西、山东旱灾，死亡1000万人以上。光绪“丁丑奇荒”中，仅山西一省就死亡500多万人，这个数字占该省总人口的1/3。

没有死的帝国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逃亡。山东黄尘滚滚的土道上，河南荒芜的田野上和河北干涸的河床边，数百万流民在绝望中行走。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童啼哭，成人无泪。为了生存，人人相食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一家食过小孩数个者，有一人食过九个人肉亦自死者”。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灾难，帝国政府通常的赈灾办法是设立“粥厂”。北京六门外的“粥厂”调拨官仓大米15万石。但是，在帝国的国土上依旧有越来越多的灾民饿死在城墙之下、荒野之中。对于上千万的灾民来讲，“粥厂”无异于杯水车薪。帝国政府害怕发生“民变”，于是禁止流民流动。清代学者俞樾的《流民歌》云：“不生不死流民来，流民既来何时回？欲归不可田无菜，欲留不得官吏催。今日州，明日府，千风万雨，不借一庑。生者前引，死者臭腐。吁嗟乎！流民何处是乐土。”（（清）俞樾《流民歌》，转引自《晚清遗影》，孙燕京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180页。）

摆在濒临饿死的帝国农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等待死亡和铤而走险。

聚集在黄河两岸这个帝国北方人口最密集的耕作区里的农民，皮肤颜色与那条大河一样，性格特征也和那条大河一样。

19世纪的最后一年，鲁苏豫皖交界地区饥民万千成群，鲁南十余万饥民向苏皖流徙，然后又流回原籍。从山东曹县流动到开封的饥民被遣送回乡的有7万之众。河南虞城童振青带头闹事，安徽涡阳刘疙瘩、牛世修也带头闹了，这是走投无路的帝国农民铤而走险的信号。

朝廷立即传电指示江南、安徽、山东、河南和直隶五省迅速调遣兵力，“合力剿办”。而那支已经被帝国平原县令蒋楷率领的官军打散了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此时又重新纠集起队伍，而且队伍还是最庞大的。当官军出动与这些造反的农民接火的时候，他们惊异地发现自己立即陷入了一种不知所措的境地：这些造反的农民所做的最激烈的事情是毁坏教堂、追杀外国传教士和入洋人教会的中国教民。他们的口号竟然是充满“爱国精神”的字眼儿：“扶清灭洋”——饥饿的帝国农民们标榜他们是来“保卫帝国一统江山”的。而更让官军们尴尬的是，在这些农民高举着的代表义和团的红色旗帜中，居然醒目地飘扬着一面明黄色的巨大帅旗，上面赫然写着一个大字：“毓”。

明黄色，帝国皇家的专用色彩。

“毓”，山东巡抚毓贤的权力标志。

毓贤，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帝国官员，他的政治生涯只有短短的两年，但他从小小的曹州知县开始，最后竟成为世界闻名的“祸首”。虽然他的名字在帝国历史中几乎转瞬即逝，但其暂短的官员生涯轨迹足可以成为一本涵盖中国近代民族性格和民族特征的大书——他是帝国官员中极端理想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为人处世极端干练又极端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