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河船中的秀女（第34/49页）

帝国“官商”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包揽官方的买卖。比如帝国海军要向外国造船厂订购兵舰，这样的巨额业务只有盛宣怀有路子拿到手，而每笔这样的业务所得回扣是惊人的。帝国政府为组建北洋海军上就动用了数千万两银子，估计其中流失的回扣并不会比买一艘军舰的银子少。而当盛宣怀把洋人的客运业务挤垮了之后，独家经营的招商局轮船公司的客票价钱便贵得吓人了：从汉口乘招商局的轮船到上海，一张客票白银75两，当时帝国的白银还很值钱，一两银子约合30美元，那么这张船票就值2200美元，即使按照100年后的标准也足可以买张飞机票飞到美国去了。同时，电报局在“官督商办”名目下吸收了大量民间的商业股份，然后这些资金被投入到同样是由帝国官方垄断的铁路等项目的开发中去，盛宣怀在其中所得的收益之巨大几乎无法确切地计算。有了钱就可以大量地再投资，同时可以大量地贿赂的官员，以至财源滚滚，官运亨通，“又得银子，又红顶子”。盛宣怀的官越当越大，钱越赚越多，成为大清帝国的历史上最大的“大款”。有人粗略地计算过，不包括他家人妻妾的财产，仅仅是他个人拥有的股份、证券、房产和私人商号，就价值两千多万两白银，而当时帝国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才为八千多万两，盛宣怀真可谓富可敌国了。他的义父李鸿章自然也就是帝国最富有的大员了——虽然他的财产才不过一千多万两，而且其中还包括盛宣怀大量“孝敬”的。李鸿章的发财致富与帝国商品经济的初期发展和帝国皇权专制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1900年，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南方官员联合抗旨的主要策划人之一。李鸿章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南方发生动乱，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要乱了自己的生意。

大清帝国政府对各国宣战的第二天，即1900年6月22日，以盛宣怀为首的一群帝国官僚买办集合在了盛宣怀家的客厅里，第一次开始正式策划“东南互保”章程。应该说这样的策划如果发生在北京，肯定立即会被步军包围，盛宣怀们将被押往刑部大牢。但是这是在帝国的南方。如果从英国的舰炮打开帝国大门的1840年算起，帝国南方的对外开放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虽然此时帝国的北方似乎状况依旧，“谋反”的康有为们最后还是要血溅长街；但在帝国的南方，却可以从容地开会讨论如何对抗朝廷。史书记载当时对帝国整个东南部命运具有决定性权力“三巨头”，即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其中有两人派来了私人代表，他们是能够代表李鸿章的盛宣怀和能够代表刘坤一的张謇。

张謇曾是帝国的科举状元，同时也是帝国历史上以状元身份“下海经商”的第一人。他做官时曾被朝廷称之为大清的忠臣，下海后他又成了“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开拓者”。他的亦官亦商的社会活动一直延续到帝国倒台后的民国时期，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实业总长。

这是一个因内心极其复杂致使其政治立场反复多变的人，他的政治立场的变化轨迹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典型体现。张謇出生在南通一个小地主家庭，自小苦读，有“神童”之称。他的理想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先是金榜题名，然后飞黄腾达，耀祖光宗。考中举人之后，数次赴京会考均落选，直到1894年甲午科才如愿以偿，殿试夺魁。“状元及第，虽将兵十万恢复疆土，凯歌荣旋，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张状元的面前原该是一片锦绣前程。但命运偏偏和他作对，他拜的老师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皇帝的老帝、军机大臣翁同龢。学生附和老师的政治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张謇中状元的那年正是甲午战争之年，翁同龢是激进主战的“清流党”领袖，而其政治对手是坚决主和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张謇义无反顾地站在老师一边，对李鸿章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他写的奏折铿锵有力，情绪激愤，其中以《请罪李鸿章公折》和《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两折影响最大。时至帝国战败，举国悲愤，李鸿章被咒骂成大清帝国的“卖国贼”，张謇的奏折一时成为流传全国的著名文章。但是，在紧接着的“戊戌变法”中，他的老师翁同龢突然被革职了，这个政治现实对张謇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曾经把有朝一日能够在仕途上达到和“帝王之师”、权势盖天的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一样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理想，可令他震惊的是，他亲眼看到翁同龢被革职以后生活竟然贫困到只有依靠典当衣物、出卖字画才能维持，这让他对官场风云的凶险产生了巨大的恐惧。经过痛苦激烈的思考之后，这个帝国举国闻名状元做出了一个惊世之举：“下海”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