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雪后城头草色新（第18/53页）

李鸿章不得不上奏光绪皇帝：

臣适当事机棘手之际，力争于骄悍不屈之廷，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不能销戢强敌之贪心。中夜以思，愧悚交集。所最疚心者，赔款虽减，尚有二万万两……敌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附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昏重，实无能为力。泽盼皇上振力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心幸甚。（《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八，第18～19页。）

李鸿章说自己“无能为力”。帝国虽然“屡战不利”，但却不允许李鸿章“无能为力”。

李鸿章曾经给友人写过一信，信中以自己多年于朝中的感受对这个帝国的“本质”有这样的叙述：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一发而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机，事机万急，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分析矣。（《李文忠公尺牍》，第二册，第784页。）

积陋成疾，守旧因循，好大喜功，国力日衰。有了事端一哄而起轻易言战，兵临城下又惊慌失措急于议和，可却要求这样的“议和”和平时朋友交际一样不能有损失。等事情一旦缓解暂时安全了之后，又开始理直气壮热血沸腾，举国人人个个无不“知我罪我”。这就是中华帝国一百年前的现状。这种“一旦有事，淆于群哄”，“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的国情民风可谓祸患无穷。

贤良寺，北京东安门外冰盏胡同里的一座寺庙，由雍正时怡亲王的府邸改建而成，寺庙里闲院飞花，炉烟幽敞。门生故吏纷纷叛离，从“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位置上跌落下来的李鸿章住在里面不敢出门。他开始把荒疏已久的书法拣了起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便临摹古人碑帖。他的饭量很大，山珍海味什么都吃得香。饭后照例喝一碗粥和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儿还要喝一杯家人用人参和黄芩配制的“铁水”，然后脱去长衫在廊下散步。散步的时候有仆人在一旁记数，当仆人大声禀报“够了”，他便停下来回到屋里，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李鸿章在这段时间里仔细研究了康有为的主张，至少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谋求国家富强这一点上，康有为与他持有同感。虽然康有为对他的咒骂让他几乎忍无可忍，但他还是主动和康有为联系了，并且表示自己愿意给“强国会”捐款，但遭到康有为的严厉拒绝，这让他感到比骂他卖国还羞辱。他忍不住对手下人说，这些人跟我过不去，等我起来，看他们一个个还能做得成官否！李鸿章不同意康有为的某些观点和做法，但是始终在帝国“图强变法”这一点上和康有为之间有一条割舍不开的感情纽带。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国外，惊魂未定之时却接到李鸿章托人捎来的“问候”，甚至还接到过李鸿章的一封亲笔信，他信中勉励康、梁“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92页。）一个身居帝国如此地位的高官大员亲自慰问流亡海外的“政治通缉逃犯”，康、梁意外之后便是深切的感动，于是急忙回信：“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猬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吾辈……”（《饮冰室文集》五，第55页《上粤督李傅相书》。）康、梁的感慨在情理之中，但他们依旧无法理解李鸿章的心胸。

李鸿章确有“私爱”，但他爱的不是康、梁，而是他的大清帝国。

3、感谢之后的刻骨憎恨

1900年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

在码头上等候的人们发现了一个令他们意外的情况：一队由俄军官兵组成的仪仗队吹奏着欢迎曲，配合着一群身穿漂亮礼服的俄国官兵，正表情兴奋地等待着李鸿章。李鸿章乘坐的“平安”号轮船远远驶来的时候，旁边有一艘全副武装的俄国军舰在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