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雪后城头草色新（第26/53页）

其他的还有：吏部尚书刚毅、甘肃提督董福祥，“着即行革职”；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定为斩监候罪名”；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着革职，并将恤典撤销。”（同上）

七天之后，帝国朝廷再一次下旨，赵舒翘、英年被“赐自尽”，军机大臣启秀及徐桐之子被定“京中处决”，刚毅则被定以“开棺戮尸之罪”——史书记载：“此等刑法，中国人视为最重者。”（同上）

各国进一步要求将端郡王等人“正法”，李鸿章为此反复解释说，端郡王虽然罪大恶极，但是如果连皇家宗室都要处死，会严重影响皇帝和朝廷的威信，同时也可能引发中国百姓的愤怒，弄不好还会“激出民变”。双方各执一词于是陷入僵局。

李鸿章不愿意到瓦德西住的銮仪殿去，那里是帝国皇家的禁地。但是值此国之将亡之际，他只好挺着一张老脸去了。关于1900年11月15日李鸿章和瓦德西的会面，双方都有详细记录，各自所记出入不大，内容都是空洞无物。瓦德西态度冷淡，李鸿章极力套近乎，两个人从北京的红叶说到柏林的冬雪，从年龄身体谈到老婆孩子，全是废话。李鸿章特别说到他在德国晋见德皇的情形和瓦德西与俾斯麦的私人关系，想找到感情上的突破口，但是瓦德西根本不买账。最后谈到了联军的“讨伐”问题，才算接触到一点现实，但是瓦德西对联军“讨伐”的范围、时间和规模守口如瓶。李鸿章在这次会见中没有取得什么他所盼望的结果，倒是瓦德西在给德皇的书面汇报中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从李鸿章的口中，可以感觉到俄国人“正在联军内部拨弄是非”，使联军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不一致的迹象——这是李鸿章期望的效果，因为这样就能利用这个矛盾，尽量减少帝国的损失。

但是，刚从瓦德西那里回来的李鸿章便收到了俄国人的信件，要求李鸿章奏请朝廷，任命目前中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在彼得堡办理交收中国东三省事宜”。李鸿章心里一紧，因为朝廷已经正式否认了俄国人提出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俄国人知道朝廷的立场，而现在再次提出，恐怕随之必有举动。果然，俄国人正式提出了要求中华帝国政府向俄国交出东三省土地的《交地约稿》12款。“约稿”的内容很快就被泄露了出去，日、英、德三国首先声明，反对将东三省的权益交给俄国。而李鸿章也开始发现了俄国乘虚而入的企图，他电告在彼得堡的杨儒中止谈判，告诉俄国人要谈就到北京来和他谈。电报发出后，李鸿章立即收到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斯要求约见的请求。格尔斯在和李鸿章会见时说出的话，令李鸿章眼前一阵眩晕。俄国公使一字一板地说：“如果中国听信各国的谗言，不敢和俄国立约，则东三省永远归俄国人所有。”

李鸿章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盟友”俄国人说出来的话。南方大臣张之洞和刘坤一都主张将俄国人的野心公布于众，以加大各国干涉的力度。但是李鸿章认为各国的干涉也同样是暗藏祸心。这时候，盛宣怀致信李鸿章提醒他可能再次陷入被国人斥骂的地步：“列邦以恶名加于俄，中外复以庇俄之名加于中堂，后世论者，谁能曲谅乎？”

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想到了他一直以为最该警惕的日本人。他为此专门会见了日本驻华公使，问如果中国和俄国决裂，而俄国一意孤行的话，日本将持什么态度？日本公使眯着东方人的小眼睛回答道：“说不好！”李鸿章大怒，说日本人实在“奸猾可恶”。

接着从彼得堡的传来的消息就令李鸿章不仅仅是愤怒了，他可谓悲愤不已以至心中从此有了刻骨的仇恨：为了强迫杨儒在俄国人准备的《交地约稿》上签字，一群红了眼的俄国官员把杨儒关押在俄国外交部里威逼利诱，扬言如果再不签字，俄国就宣布“将满洲改做一个俄国的行省”。同时引诱说，只要签字，俄国就在彼得堡为他“置田若干，房屋若干，足以让他享受一生。”杨儒不为所动。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便对他说：“你签字之后如果中国有人加罪于你，俄国负责你的安全！”杨儒勃然变色：“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在我中国无立足之地！”杨儒的强硬立场激怒了俄国官员，他们最后竟然把杨儒从楼上扔了下来，致使杨儒坠地严重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