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雪后城头草色新（第34/53页）

“荣禄急忙送给董福祥五十五万两银子，董福祥就不再言语了。”（柴萼：《梵天庐丛录》。）——没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荣禄曾经用银子封住董福祥的嘴，在野史资料中仅此一句。但是，从洋人们那里传来的《景善日记》却是白纸黑字。作为京城皇家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荣禄竟然没有进入各国的“惩办”名单，除了怀疑那个充满了为荣禄解脱责任评功摆好内容的《景善日记》的真实性之外，至今还是一个谜团——被称为帝国官场上“最狡诈”的荣禄和这个帝国光怪陆离的政治内幕一样深不可测。

董福祥一直安然无恙，最后老死在西部家乡。

被判流放的辅国公载澜到了新疆，依旧过的是王公的日子。而端郡王载漪在慈禧的暗中庇护下，连新疆都没去，仅仅走到内蒙古他丈人家就不走了。他住在内蒙古王公的大庄园中，舒适程度和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他还在西北地区到处游玩，所到之处，各地官员无不极力奉承，送上大量的银子。他的良好感觉来自他的一个顽固的梦想：他的儿子还是皇储，并且洋人并没有给他儿子定什么罪，等儿子当上皇帝之后，他就可以回京城里的紫禁城享受太上皇的日子了。

载漪一直活过了大清帝国灭亡，民国的时候他又受到西北军阀的格外照顾，每月奉送大洋数千。他曾经回过京城一次，名义是治病。当他挂着皇家旗帜的车队浩浩荡荡地走过数千里路程进入京城之后，满城欢呼“杀洋人的王爷回来了”，想一睹他风采的百姓塞了个满街满巷，连洋人们也跟着跑出来看热闹。

至于给袁昶等人平反，朝廷的谕旨措辞艰难：

本年五月间拳匪倡乱，势日鸱张。朝廷以剿抚两难，迭次召见臣工，以斯折衷一是。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经朕一再垂询，词意俱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文章参劾，以致身罹重辟。惟念徐用仪等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劳绩，应即加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均著开复原官。（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4页。）

如果把袁昶等人计算在内，自1900年的酷夏到1901年的隆冬，半年时间里，大清帝国把自己的大半数政府官员都杀死了。

那些死了的帝国官员们的阴魂永久不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死。帝国的官员自从做官的那一天起，就有突然死亡的思想准备，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毕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但是这一次不同。如果是洋人让他们死，他们还可以以“为国殉节”自居，但是朝廷颁布的圣旨称他们是“酿成奇祸”的“祸首”，这使对朝廷尽忠效力的他们死不瞑目。

有人把大清帝国这种自己“惩办”自己的行为称之为“臭袜子政治”——袜子一旦脱下来就得扔得远远的，免得臭气熏着自己或脏物沾在自己身上。

这个比喻倒也形象。

但是，人们总是忘记这样一个道理：袜子有什么过错？臭的不是脚么？

5、过朝廷

1901年9月7日，中华帝国代表李鸿章、庆亲王与德、奥、比、西、美、法、英、义、日、荷、俄11国代表正式签订“最后议定书”，即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丑各国和约》，简称《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除了正约之外，还有19个附件，主要内容为：中国赔款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将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界内由各国驻兵管理，禁止中国人居住；拆毁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和从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的12处要地；惩办祸首诸臣；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各国仇视”的各种组织，违旨处死，各省官员对辖境内发生的“伤害各国人民”的事件，必须立刻镇压，否则即行革职，永不任用；外国人“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科举考试三年；按照外国人的意愿修改通商行船条例；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