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风车的战斗（第4/5页）

刘少奇开始受到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攻击。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特意“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在这次大会之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破四旧”647、“大串联”648、打击知识分子、冲击政府机关，到处“冲杀”，烧戏装、改地名、砸文物、抄家、揪斗、打人，遍及全国城乡。

1966年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开始贴出，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大会做了检讨。随后，陶铸、贺龙、刘志坚、张霖之等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649

1966年11月6日，上海17个工厂的造反派代表串连筹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冲击市委、卧轨拦车，“武斗”打垮“赤卫队”，彻底打倒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实现了全面夺权；11月8日，王振海等人率领部分合同工、临时工组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揪斗领导干部，绑架工作人员。

“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6501967年，“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开始了。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成立宣言中写道：“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6511月14日，山西省夺权；1月25日，贵州省夺权；1月31日，黑龙江省夺权；2月3日，山东省夺权；……“当时不仅几乎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进行了夺权，不仅几乎中央各部委都在夺权，而且下面千千万万个单位都在夺权。人人谈论夺权，处处争论夺权。”652

中国，乱套了！

1969年，手捧“红宝书”合影的三代人

十年文化大革命，充斥其间的是：打击反革命653，下放干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红宝书”，背诵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唱样板戏，批“臭老九”与“反动学术权威”。

“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使“历史成了政治的陪衬”654，“最高指示”成为人们行动的价值目标与行为判断标准，“俭朴”的生活成为美德。

胡乔木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与陷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去世前，他说，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655

1976年10月6日晚8时，中南海怀仁堂，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了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隔离审查的决定。

1976年10月7日，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夺权”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人们开始不得不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因为他们快活不下去了，“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费正清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记了一位嫁给中国人的美国妇女的感受，“在漫长的革命的混乱年代里，可以得到的原材料的供应逐渐地越来越少了。……这还算不上是饥荒；大米仍有供应，但是营养平衡的饭食是不可能得到了，……每个人，包括我自已，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总在想着食物……计划如何最大效益地使用定量肉票往往是数小时的家庭谈话的主题。”同时还记了一位1975-1977年间生活在北京的澳大利亚学生的感受：“在买东西时经常听到的4句话是：‘没货’、‘卖完了’、‘明天来’以及‘这个不卖’。”656

当然，这都不是平常中国百姓的生活。

李侃如在他的《治理中国》中这样写道：“毛最后的年代，甚至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城市也显示了同样呆滞的形象——数百万人穿着同样的蓝色‘毛式上衣’，妇女有着统一的发型，没有广告，也没有活跃感和企业家精神。”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