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万历皇帝猛回头：清算张居正（第5/12页）

转过年去，万历三年二月，第一次年度考成结束不久，这位给事中再次上书，除批评张居正外，矛头直指考成法，并暗指张居正、冯保为谀佞之臣。结果，张居正大怒，十三岁的小皇帝也大怒，安了一个显然胡扯的罪名，将这个楞家伙“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当年十二月和第二年正月，又相继有两位御史上书，猛烈抨击张居正。第一位，直截了当地引用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故事，抨击张居正和皇帝误国且自误。皇帝下旨，令锦衣卫将其抓进镇抚司监狱，“好生打着问”。结果，此人虽被打成重伤，却坚决不肯改口认错，最后，定罪发配浙江定海充军。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在此期间，有数位御史和给事中相继来到监狱，为他送药并慰问之。

而第二位御史的作为，则对张居正形成了更大的杀伤力。

此人是张居正的门生。不仅于此，张居正还曾经相当看重他，选拔、举荐他担任了正七品的巡按御史。我国古代没有“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一说，座师与门生的关系，在官场视同师生，讲究的是一日为师，则终身为父。并成为帝国官场最重要的人力资源网络之一，其关照、提携、援引的功效有如同乡与同年，为官场中人所不敢轻忽。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前一位御史被充军浙江的一个月，即万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这位御史便洋洋洒洒上书五千言，痛斥张居正植党营私、作威作福、贪赃枉法、擅改祖制等等。从而，成为我国历史上罕见、大明帝国开国二百年以来第一位弹劾座师的门生。

随后两日，张居正连续两次提交辞呈。史书记载说，张居正向万历皇帝辞职时，痛哭流涕，激动得哭倒在地。十四岁的小皇帝走下御座，搀扶起已经年过五十的内阁首辅，并对他说：“先生起来，我要逮捕这个家伙，让他死在监狱里，以慰先生。”

据说，在监狱中，此人受尽严刑拷打，却慷慨自若，言辞更加激烈。最后，对这位御史的处分是“削籍为民”——被开除公职，遣送回乡。不久，他又被几个官员指控为贪赃枉法，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当时和后来均有人认为，这些官员是在张居正的授意下做的这件事情，或者至少是为了讨好张居正。遂成为一个谜团。

公元1577年，即万历五年，张居正遭遇了一场真正的风暴。

事情起因于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九月二十五日，消息传到北京。第二天，张居正在内阁的几位同僚上书皇帝，希望援引前朝重臣曾经有过的案例，挽留张居正“夺情”，继续工作。

“丁忧”制度是我国一项相当古老的制度。按照这套制度，凡父母去世，其为官且承担主要家庭责任的儿子必须离职，返回家乡为父母守孝二十七个月，当时的术语称之为“丁忧”，也叫“丁艰”。期满后再出来继续做官，叫做“起复”；倘若身为国家重臣，离职后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作为特例，需由皇帝下令，可以免去离职丁忧，穿孝服直接起复视事，术语叫做“夺情”。曾经有过一位唐代官员，因为害怕失去官位与俸禄，不报忧守制。结果，为人揭发，被同僚们视为衣冠禽兽，在法司判其流放充军之后，又由皇帝下令赐其自尽。帝国以孝治天下，忠臣出自孝子，不孝者必然不忠，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信念。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另一个世界的情形。然而，在当时，这是一件绝对重大的事情。其重大的程度，我们可以在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中，略见一斑。

张居正立即陷入尴尬之中。

一方面，守制丁忧尽孝乃人情之常。不论是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师、为人友、为人臣，所有人伦亲情，社会利害，都要求他如此行事。否则，必将为自己所不忍，更为人所不齿，潜藏着无法预料的风险。

另一方面，张居正素以豪杰自许，认为必有非常之人，方可为非常之事，才能成非常之功。因此，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则不必拘泥于常情常理，不必顾及常人之非议，受常人小节的约束。当时，张居正可能正在准备实施意义重大的清丈田亩和整顿赋税，他显然不愿意在政局如此波诡云谲之际，离开朝廷二十七个月。那意味着前面一切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且同样潜藏着不可测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