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成功的皇帝，失败的父亲（第6/9页）

不久，康熙三十三年，发生了一件本来很小、后来却变得不算小的事情，再一次证明康熙皇帝是如何种下恶因，从而结下恶果的——

这年三月，礼部向皇帝报告祭祀奉先殿时的礼仪安排。报告中注明，将太子殿下跪下磕头时用的垫子，摆在大殿的门槛里面。皇帝批示，让礼部尚书沙穆哈把太子的拜垫挪到门槛外面去。沙穆哈请皇帝下旨，记录在案。康熙大怒，下令严加议处。议处结果是，沙穆哈下刑部议罪，两位吏部侍郎撤职。最后，皇帝决定将沙穆哈撤职，两个侍郎姑且饶过。

这是一件特别明白的事情，表明此时太子殿下的骄纵失德已经到了令人畏惧的程度。礼部官员害怕降低太子的拜垫位置会引起他的记恨，未来招致报复，所以才请皇帝下旨，记录在案。康熙对这些官员的处置，和他对皇子老师们的处置如出一辙：通过惩罚老师，遮掩儿子们在学业上的过失；通过惩罚官员，遮掩儿子们在品德上的不足，并以此让他的儿子们、老师和官员们想想清楚：谁是主子？谁是奴仆？

康熙三十六年，在最后一次御驾亲征噶尔丹时，有人告诉皇帝，一些不入流的人和太子殿下往来密切，使太子殿下的表现有些令人担心。皇帝回北京后，立即下令调查，最后，将太子身边的厨师、茶房、仆役小厮杀掉了几个。其中，没有一个士大夫。当时，太子殿下二十四岁。

作为太子，他是皇帝之下第一人，是帝国未来的国家元首，为了满足他的物质需求，康熙皇帝专门命令由凌普担任内务府总管，原因是，凌普的妻子，是从小把太子奶大的奶妈，由她的丈夫担任内务府总管，可以方便太子殿下的予取予求。按理说，在这种情形下，太子殿下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求的了。他愿意整日和这批不入流的人厮混在一起，想必有他自己的考虑。想起来，似乎让人只能往下流处去猜。至于，他们干了些什么，有什么值得皇帝大开杀戒的，仍然是个谜，想来已经没有人能够知道个中究竟。

皇太子可以到内务府去索取需求，其他的皇子自然也各有各的高招。

明朝对皇室子孙管理极严，皇子全部有自己的封国，成年后，他们就必须到各自的封国去居住，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许随便离开封地，他们被严格禁止干预行政事务，甚至在人身活动范围上都有明确规定。清朝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承袭了明朝的制度，唯独在这一点上不同，原因可能和清朝皇室子孙控制八旗的制度有关。因此，康熙时代，他的众多成年皇子差不多都参与过国家事务的处理。许多重大或机密事项，康熙皇帝都交给自己的儿子去办，致使他的儿子们成了一批炙手可热的特殊人物，势必也为他们聚敛财物、贪纵不法提供了无人可及的条件。

大清朝官方史料中不可能记载这些，朝鲜使节们则在给国王的报告中，记录了不少此类事迹：康熙皇帝子女甚多，他们时常受贿卖官。比如漕运、盐务等职位，根据其肥缺肥差的程度，定有不同的价格。而且，他们经常勒索京畿地区的富裕之家，多的可以达到数十万，少的也都累计万金，夺占田园人畜的事情可能发生过不止一次。他们花样百出，“侵虐万端必夺乃已，而不禁”，意思是，他们若想得到什么，必定想尽一切办法巧取豪夺到手才算完，没有人敢于或能够制止他们。就连雍正皇帝登基之前，也曾经以贪渎致富；当了皇帝之后，才将所夺占的财产还给原主，并且曾经训谕诸兄弟：过去，我虽然也没有免俗夺人利己，但从来没有伤害人命，对你们杀人伤人之事，我十分怜悯。你们所夺民财，限一年之内还给主人。不然，如果有人告到我这儿，我决不会徇私宽贷。

据说，京畿地区受灾时，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皇九子胤禟都曾经囤米居奇，不许发售，等到米价飞涨之后赢利。（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382－4383页）

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的确可以看成是康雍乾时代社会的缩影。曹雪芹的祖先曹寅，深受康熙皇帝信任，被皇帝派往南京担任江宁织造，实际上肩负着许多特殊使命。他不但是皇帝派往江南的耳目喉舌，还负责为皇家处理所有不足为外人道的事务。其间，不仅要输送江南美貌女子进京，为晚年的康熙皇帝充实后宫，为皇帝的儿子们购买苏州女子，可能也是一项经常而重要的业务。（《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