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玉碎还是散花（第19/20页）

辻政信的小儿把戏其实无关结局。哈尔滨是你的地盘，想派刺客就派刺客，那我不能换个地儿吗？最终交涉地点移到莫斯科，诺蒙坎的那条线依然照苏蒙要求划定。

转折点

1939年9月15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茂德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晤，双方签订了关于诺蒙坎地区的停战协定，这是日本继张鼓峰事件后签订的又一个边界协定，战争结束了。

停战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即9月17日，苏联入侵波兰，开始了与德国的分赃游戏。在诺蒙坎战役的最后阶段，斯大林没有再过于咄咄逼人，原因之一也正在此处。

这一天，身在前线的松本听到了停战消息，同时他还收到了关东军军医部颁发的一张奖状。在参加过历次诺蒙坎战役的所有一线军医中，只有他一个人生还。

拿着奖状，松本并不怎么感到高兴。经历了地狱一般血腥的战场，他心里只有一种强烈的厌世感，乃至于对周围的所有东西都不再感兴趣。

在苏军的严密监视下，关东军对尸体进行了收容。9月24日，在收容过程中，卫生队发现山县和伊势的尸体，以及尚未完全烧掉的联队军旗。

军旗的发现，让关东军司令部大大松了口气。其实也就他们把军旗看得如此重要，别人并不当一回事，在苏军看来，联队都覆灭了，有没有缴到那面小旗子实在是无足轻重。

关东军共从战场收集到四千多具尸体，临时火葬时，因为大火引爆了手雷，两名负责火葬的士兵还因此陪葬了进去。

这火化的四千多具尸体仅是死者中的一部分，当时第六军发布战报时，称战死者为七千余人，但实际情况远远不止。根据二战结束后靖国神社的统计数据，战死于诺蒙坎的日本官兵应为一万八千余人。

左为苏军用飞机将伤亡人员运往后方，右为即将撤离的日军追悼阵亡士兵。据统计，苏蒙军一共战死7974人，受伤15251人。

火烧掉的除了尸体，还有日本对苏作战的信心。裕仁天皇窝着一肚子邪火无处发泄，这才想到要对“朕的军队”进行查办，他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从上到下，对所有负有责任的人员进行了层层追究。

除参谋总长载仁亲王身份特殊，系皇亲国戚，所以得以留任外，次长中岛铁藏、作战部长桥本群均在劫难逃，被双双免职，转入预备役，作战课长同时易人，稻田正纯被降到军事学校做了副校长。

关东军司令部这一层早就罢免的罢免，撤职的撤职，再往下去，因为各级军官死伤过多，需要进行善后处理，所以缓了一步。

1939年11月6日，终于轮到了荻洲和小松原，两人均被撤职，几个月后编入预备役。小松原的参谋长冈本则还没等免他的职，就在医院里被伤兵用战刀给劈掉了。

之后便是中高级指挥官中蔓延的自杀潮。其实不一定是当事人自己想自杀，比如搜索队长井置荣一，关东军司令部专门派来两名他熟悉的军官，劝了一晚上，不是劝他不要自寻短见，是劝他“为国尽忠”：你下令撤退，让关东军没了面子，还不赶紧将功补过，自行做一了断！

井置起先犹不服气，分辩说他在率部逃出时，弗依高地在作战上已毫无价值，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关东军司令部急了，竟然通过军医部部长直接告诉井置：你有糖尿病，腿部的伤反正也治不好了，早死晚死都是一死，何必赖活着呢。

井置被逼得实在没办法，只好用手枪给自己脑袋上来了一下。

其实直到日俄战争，日军内部还不兴这一套，变态是从“一·二八”淞沪会战空闲升少佐自杀开始的。当时辻政信在巡回演讲时，以空闲升部下的身份加以大力宣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了井置以外，被逼自杀的还有第八国境守备队队长长谷部理睿大佐，理由不外乎都是仗打得糟糕，不死不足以保全“皇军荣誉”。

只有第七十二联队长酒井美喜雄大佐不算被逼的，不过想想整个联队都覆灭了，就算能养好伤出院，也没他什么好果子吃，于是步了井置、长谷部的后尘。

甚至关东军对被苏军俘虏过的人也不放过。这些人被送至陆军医院，严禁外出，也不准与他人交谈，以免吐露苏军优待俘虏的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