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博古的推理（第2/4页）

博古听说，主持中山大学开学典礼的是托洛茨基。他的演说，在第一批学员中留下了良好的、鲜明的印象。那时，托洛茨基比斯大林享有更高的国际威望。“威望”，是一个可喜而又可怖的字眼，在严酷的权力夺争中，它意味着：不清除别人就被别人清除。

蒋介石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同托洛茨基谈话比同其他苏联领导人多，我发现在他们所有人当中，数他最开门见山……他郑重其事地说：“除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

当时，中山大学的教授多数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

那时，博古认为拉狄克是一位好校长：他热情奔放，平易近人，就像一个普通人。他不修边幅，深灰色的上衣几个月不换。他身材矮小，戴着圆形的眼镜，宽额头，尖下巴，嘴里习惯性地叼着一个褐色的烟斗。他会七国语言，他才华横溢的演说使学生们为之倾倒。

博古到校后，正值拉狄克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的第二部分。他入迷似地听着，又从图书馆资料室里补习了第一部分。从拉狄克提供的大量文件考证里，他首次了解到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惊人的腐败。

那时，博古认为拉狄克的观点跟托洛茨基完全一致。后来才知道，他们在一些政策策略上并不相同。托洛茨基说：“我个人从一开始，即从1923年就坚决反对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反对接受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拉狄克和季诺维耶夫一起反对我。”

博古那时无法分辨谁对谁错。即使后来，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也很难说托洛茨基就是对的。

斯大林指出，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封建残余这个要害问题上，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是一致的：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即使有，也没有重要意义。

在这一点上，博古站在斯大林一边。

拉狄克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使他丢掉了校长的职位。1927年的夏天（博古无法弄清具体时间），拉狄克没有向学生们告别，就丢下未讲完的课程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后来，他才知道拉狄克卷入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权力之争的漩涡中。

那时候，博古大惑不解：共产党内应该允许进行各种不同见解的争论，怎么能演化成权力之争？是王明给了他通俗而又深刻的回答：

“没有权力，就无法推行自己的主张！”

博古承认，王明比他成熟。

原来的副校长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一年，这位新任的中山大学校长只有二十六岁。

米夫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是个政治活动家却不是学者。他的办学作风、办学经验没法跟拉狄克相比，因而在学生中威信不高。他只跟一群俄语流畅的青年学生接触。他很少说笑，一脸严峻，使人莫测高深。

在米夫当任期间，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此时，他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政治观点正确。他把托洛茨基派来的教授免职，代之以党性虽强却又不学无术的人来当教员，后来的中国名词叫“只红不专”。

博古以他的热情奔放和聪明干练赢得了米夫的喜爱，但王明却以他的成熟赢得了米夫的器重。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五次代表大会。米夫便偕同他最信赖的学生王明参加了会议，直到8月才回到苏联。

那时，博古和同学们正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休养胜地特拉索夫卡度暑假。米夫和王明来向同学们报告中国之行。他们的报告给博古心上留下了沉重的阴影。

米夫，参加了中共五大，在中国逗留了三个多月，自以为取得了政治资本，并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用他所占有的第一手材料侃侃而谈。他也因此博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并受委托筹备中共六大。

中共五大，毛泽东被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甚至被剥夺了表决权。陈独秀仍然当选为书记。米夫和王明带有倾向性的会议精神传达，在留苏的学生中留下了毛泽东无足轻重的印象。

这种情况，1943年12月16日，在洛甫在延安整风时的检查中得到了证实。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