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三帝国的生活：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第5/26页）

一九三六年五月，它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彬彬有礼、然而态度坚定的备忘录，抗议这个政权的反基督教倾向，指斥政府的反犹主义，并要求国家停止干预教会事务。纳粹内政部长弗立克却报之以残酷无情的行动。数以百计的「明认信仰教会」牧师被逮捕，备忘录的签名者之一威斯勒博士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里被杀害，「明认信仰教会」的经费被没收，并禁止它收集捐款。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佐尔纳博士辞去教会委员会职务，因为在这以前秘密警察不让他到有九名新教牧师被逮捕的卢伯克去。他抱怨说他的工作受到宗教事务部部长的破坏。凯尔博士第二天在向一群顺从的教士发表的演说中作了答复。他指斥这位德高望重的佐尔纳不能领会纳粹的种族、血统和土地的理论，他还清楚地显示了政府对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的敌意。

（凯尔说）党站在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而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上帝意志的实施——上帝的意志表现在德国人的血液里——佐尔纳博士和加伦伯爵（缪恩斯特的天主教主教）力图向我阐明，基督教信仰就是信仰上帝的儿子基督。这使我发笑——不，基督教信仰并不依靠使徒信条——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由党来代表，德国人民现在由于党，特别是由于元首的号召而具有了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元首是新启示的先驱。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涅穆勒博士遭到了逮捕，被监禁在柏林的摩亚比特监狱里。六月二十七日他曾在达伦姆一向是座无虚席的教堂里向他的会众讲道，这次讲道终于成为他在第三帝国的最后一次讲道。好像他已预先感觉到将要发生的变故似的，他说，「我们和古时的使徒一样，想不到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逃避当局的权力。我们也同样不愿意在上帝要我们说话的时候，听从凡人的命令而保持沉默。因为情况是，而且必须继续是，我们必须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

他在监狱里关了八个月，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在Sondergericht（特别法庭）上受审，这种特别法庭是纳粹为了审讯犯有危害国家罪的人而设立的。虽然他的「暗中攻讦国家」的主要罪名是被开脱了，但还是因「滥用讲坛」和在他的教堂里收集捐款而被判罚款二千马克和监禁七个月。因为他服刑已超过这个期限，所以法庭宣布把他释放，但是他在离开法庭时立即被秘密警察带走，置于「保护性看管下」，关在集中营里，先是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后又在达豪集中营里，在那里，他一直被关了七年，直到被盟军解放。

另外还有大约八百零七名「明认信仰教会」的牧师和教徒中的著名人士在一九三七年遭到逮捕，在以后的两年内更有数以百计的人遭到逮捕。如果说涅穆勒派的反抗没有被完全摧毁的话，它肯定是受到挫折了。至于大多数新教牧师，则像德国的差不多任何人一样，在纳粹恐怖面前屈服了。到一九三七年年底，汉诺威很受人尊敬的马拉伦斯主教经凯尔博士劝诱，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国家社会主义的生活概念，是决定和表现德国人特性的民族和政治教义。因此，德国基督徒也有义务遵守。」在像涅穆勒那样的坚强的牧师看来，这个声明一定特别可耻。一九三八年春天，马拉伦斯主教采取了最后的步骤，命令他的主教管区内的全体牧师个个宣誓效忠于元首。在一个短时间内，极大多数新教牧师都宣了誓，这样就使他们在法律上和道义上都得服从这位独裁者的命令。

如果认为纳粹政权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迫害使德国人民猛然惊醒，或者甚至大大地震动了他们中间的极大多数人，那就错了。事实上并没有如此。一个那么轻易放弃他们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自由的民族，除了其中比较少数的人以外，是不会不惜牺牲生命或者冒即使坐牢的危险来维护信仰自由的。

三十年代真正使德国人感到震动的事情是，希特勒在人民就业、造成繁荣、恢复德国军事力量、外交政策方面节节胜利这些辉煌成就。很少德国人因为逮捕几千名牧师和教士，或者因为各新教教派之间的争执而睡不着觉。更少人这样仔细地想过：在受到希特勒支持的罗森堡、鲍曼和希姆莱的领导下，如果可能的话，纳粹政权打算最后摧毁德国的基督教信仰，而代之以古代日耳曼部落神抵的老异教和纳粹极端分子的新异教。正如最接近希特勒的人之一鲍曼在一九四一年所公开说的一样，「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能调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