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向马恩河进发（第5/7页）

即使此时，霞飞还是无法阻止大撤退。他等待着，观望着。“人们内心有一种自然的倾向不愿放弃或暂时放弃自己的国土，”他在9月3日写信给战争部长时说，“但我们不能过早地发动攻击，要等待有利的时机。”

此时，毛奇改变了策略，这个改变意义深远，因为这等于毛奇停止了施利芬计划。他命令克卢克和比洛停止前进，原地准备与任何在巴黎集结的法军交锋。其余德国集团军则恢复攻击。第三集团军向南攻击，目标是塞纳河。第四、第五集团军向西进发，目标是凡尔登。第六、第七集团军跨过摩泽尔河，目标是突破法军防线，将法军的右翼包围在凡尔登地区。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大胆的包围行动；坦南堡战役将黯然失色。谁也没有信心这个计划能成功。这个突然的大变化，导致德军陷入一个战略困境。德军的左翼只有攻破沿路上法军坚固的堡垒后，才能使毛奇的新策略获得成功。可是，正是为了躲避法军坚固的堡垒，德军才制订了施利芬计划。

很难判断毛奇改变策略是为了最后的胜利，或许他已经绝望地预感到右翼注定失败。前线有源源不断的凯旋报告送到德军总部，总部里的参谋们看了充满喜悦，毛奇一定不相信那些报告。“我们不能欺骗自己。”他对一位政府官员说，“我们打赢了几仗，但还没有取得胜利。胜利意味着必须消灭敌人抵御的能力。数百万人对峙作战，胜利一方将有大量战俘，我们的战俘在哪里呢？我们缴获的枪械数目较少，这说明法国人撤退的秩序很好，他们是按照计划撤退。困难的工作还在前面。”

毛奇此时远离前线，也不拥有完整的战场信息，但他的直觉是非常可靠的。

背景：法国指挥官

也许猛然一听会让人感到奇怪，几乎所有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军队的研究都要提及路易斯·劳泽易·德·格朗迈松（Louis Loyzeau de Grandmaison）这个人。格朗迈松是一个职业军人，但军阶不高，在大战中并没有辉煌的战绩，于1915年阵亡（他的这个结局被批评家们说成是一种只能在诗歌中才能找到的正义）。

但是，格朗迈松确实值得关注。在大战开始之前的三年，他是法军总部作战局的陆军中校，他所做的讲演曾吓得法国将军们浑身发抖。他大肆嘲笑法国自普法战争以来的法国军事学说，并提出了一个新学说。他的这个学说很快主导了法国的军事思想。

他的学说，今天被称之为“攻势邪教”，其基本的想法是：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关键就是要有一种竭尽全力、永不言退的攻击性。在1914年的法军内部，谁不接受这个学说，谁就会失宠、被怀疑、被贬到次要地位。所以，称之为“邪教”再贴切不过。

这学说的结果是致命性的，几乎接近于毁灭。霞飞手下的将军们，对发动进攻有一种宗教般的信仰，坚信挥舞刺刀的人有能力战胜任何敌人，在大战初期的几个月里，这些信念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命令法国士兵用身体去对抗德国人的机关枪和大炮，即使伤亡严重到令人感到惊恐的地步，他们也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类似的思想在大战前的法国已经流行了几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曾鼓吹，生命力具有神秘的力量，只要法国能控制生命力，就能打败强大、富裕的邻居德国。费迪南德·福煦是另一个鼓吹者，这位有才华的战略家和军事理论家于1908年成为巴黎军事学院的总监。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有征服欲是赢得胜利的首要条件。”格朗迈松进入巴黎军事学院的时候，福煦是该校教师，所以格朗迈松是福煦的门徒。仅几年的工夫，格朗迈松就独创出“肆无忌惮地发动进攻”的新教条，他比老师福煦走得更远。对早已厌倦听到法国的唯一希望就是防御德国战争机器的法军军官来说，格朗迈松的言辞有一种神奇的抚慰作用，他们感谢格朗迈松的学说。格朗迈松坚持认为，将军的任务就是去征服。这种说法，对法国军官来说听上去简直就是音乐。

1911年，格朗迈松的新学说获得凯旋。那年的7月，也就是格朗迈松掀起震惊后的六个月，未来的战争战略成为法国最高战争委员会的激烈争辩焦点。新任命的总司令维克托·迈克尔（Victor Michel），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些有关未来如何与德国作战的想法。他建议的核心是“在防御中攻击”：如果战争爆发，法军将沿东部边境线在一定距离之处布防，等待德军发动第一轮的攻击（迈克尔预言德军将入侵比利时，这点很感人），然后再决定在何处发动反击。这种战略有几个优点。一是法国人可以根据德军的实际动向派遣军队反击。二是德军为了发动攻击必须集中布置兵力，而法军则自由度较高。但是，对“攻势邪教”的信徒们来说，这样的战略思考就是异端邪说，不能容忍。迈克尔的战略不符合格朗迈松的教条，格朗迈松说：“发动攻击只需要两个东西。一是知道敌人在何处，二是决定做什么。敌人究竟有什么企图，这并不重要。”这些话意味着对战场实际情况一厢情愿式的盲目，但类似的信念在当时很流行。迈克尔只能辞职。格朗迈松成为公众眼里的明星，信奉格朗迈松学说的人成为法军战争策划的主导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