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战争与和平（第7/11页）

几天后，卡尔滕布鲁纳派人请来了克莱斯特，并且和蔼可亲地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说道：“党卫军全国领袖肯定愿意抓住瑞典人提供的机会。”然后他又补充说，“我们手里有的不是一百五十万犹太人。而是两百五十万。”这让克莱斯特十分意外。接下来，还有第二个意外：要由克莱斯特本人前往斯德哥尔摩去启动谈判。同时，为了表明良好的信用，他将带大约两千名犹太人去瑞典。

克莱斯特刚到家，便又被召回了警察总部。但是这一次，卡尔滕布鲁纳怒视着他说：“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没你的事了。别问我为什么。你本来就跟这件事没什么关系，将来也不会有关系。这件事和你再也无关了。就这样吧！”卡尔滕布鲁纳没费心去解释为什么有此突变：施伦堡刚刚与希姆莱谈过，要派克尔斯滕医生去处理这笔交易。为什么要和里宾特洛甫分享荣誉呢？

克尔斯滕前往瑞典，开始与瑞典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冈瑟协商释放集中营里的斯堪的纳维亚战俘。希姆莱告诉他，如果第一步进展良好，克尔斯滕可以直接和施托希谈判。同冈瑟的会谈非常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贝纳多特可以前往柏林，和希姆莱本人一起做最后的安排。

里宾特洛甫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直到瑞典驻柏林大使无知地给希姆莱发来正式信函，要求同意正式接见贝纳多特——当然，信函必须经过外交部的检查，这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他的对手已经背着他在瑞典进行了谈判。

希姆莱害怕里宾特洛甫会告诉希特勒。他非常恐慌地打电话给卡尔滕布鲁纳，恳求他立即告诉元首贝纳多特要来柏林访问，看看他的反应。为了更加保险，希姆莱还打电话给爱娃·布劳恩的妹夫菲格莱因，要他就同一件事“摸摸”希特勒的底。

次日，即2月17日，菲格莱因打来电话，说元首只简单地评论道：“在全面战争中，仅靠这种冒失行为终将一事无成。”

希姆莱十分困惑，不敢继续下去。然而，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向世界展示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唯一机会。恐惧占了上风。他决定不与贝纳多特扯上关系。当施伦堡打电话说伯爵刚刚从瑞典到达时，希姆莱说，他“忙于”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反攻，没时间见任何人。但是施伦堡再次指出了这样一次会见将带给党卫军全国领袖的巨大个人利益。希姆莱很少能抵挡住施伦堡的劝说，这次也不例外。他同意接见伯爵，但坚持要采取一个预防措施：施伦堡应以某种方式劝说里宾特洛甫先会见贝纳多特，这将可以阻止外交部长在希特勒面前搬弄是非。

施伦堡“走漏消息”说，贝纳多特与希姆莱的谈判前景一片光明，因此，党卫军全国领袖有可能做成一件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拯救德国于灭顶之灾中。计谋奏效了。次日早上，2月18日，里宾特洛甫召见了克莱斯特。“贝纳多特伯爵正在城里，准备会见希姆莱。”他责备地宣布，并说希望尽快与伯爵谈谈。

在瑞典公使馆，克莱斯特碰巧在大厅遇到了贝纳多特，对方答应与里宾特洛甫见面。不过，在那之前，伯爵与卡尔滕布鲁纳和施伦堡有一个会面，是党卫军全国领袖定下的会面。希姆莱仍旧在等待着，想看看在自己行动之前，里宾特洛甫会做些什么。

贝纳多特被载往卡尔滕布鲁纳在柏林郊区奢华的住宅。伯爵既优雅又朴素，既天真又世故。他的父亲是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兄弟。他潇洒地穿着自己非常有个性的红十字会制服，手里拿着一根似乎与生俱来的手杖。不过，在他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上，他却穿着童子军短裤，精疲力竭地靠在一棵树上。一些朋友相信，他的美国夫人，从前的埃斯特尔·曼维尔，教会了他如何取笑自己。

对于眼下的使命，他格外称职。尽管他绝不是个知识分子，却有一种更为宝贵的品质：杰出的判断力。在谈判中，他从不妥协。他可以连续几小时进行谈判，而仍不失其出众的幽默感。而如果情势变得紧张，他便开始讲故事。不过，也许他最为可贵的优点是，单纯地渴望帮助不幸之人，以及坚定地相信几乎每一个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正直的，可以劝说其去做正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