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潮起潮落（第2/7页）

更糟的是，村里的食品供应已经到了危急边缘。而在3月4日，当许诺已久的苏联给养车来到镇里时，只带来了十六包香烟和陆军司令部的一封信。这封信通知富勒，几个小时后，将有数辆卡车开到乌加滕村，将美国战俘运往东边，最后遣送回国。黎明时分，村民们默默地看着他们的保护者爬上了五辆“道奇”卡车。离开之前，富勒推荐由福煦上尉——那位著名的福煦元帅(1)的一名亲戚——负责指挥余下的战俘。对于意大利人来说，这是对他们的杰洛索将军的最后一次侮辱。

富勒让黑格尔——伪装成美国人的那个德国看守翻译——和自己坐同一辆卡车，并且警告他，当他们穿过路上的城镇时，不要被别人看见。在一个休息站，唐纳德·吉林斯基上尉注意到有一具苏联士兵的尸体横躺在壕沟里。他让一个红军中士去把这个人的名字和编号记下来。

“为什么？”中士问道。

“这样，就可以把他的死讯通知他所在的师部。”

“为什么？”

“这样，就可以把此事通知他的父母。”

“如果他不回家，”中士说道，“他们就会知道他已经死了。”

越是接近波兹南，黑格尔就越是兴奋。他希望可以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富勒和卡车上的其他美国军官又一次警告他，不要引起人们对他的丝毫注意。如果他被发现了，大家都会有麻烦。但是，当卡车驶到黑格尔家所在的大街上时，他还是禁不住偷偷地看向他的房子。一个年轻军官猛地一把将他拉了回来。

他们继续穿过这座城市，来到了位于弗热希尼亚的一个大战俘营。营里关满了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以及唯一的一个巴西人。一群曾和富勒一起在诺曼底登陆的美国大兵热情地向他致意，但英国人的反应却很冷淡。一个士兵突然冲向毫无警惕的富勒，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这个疯子！他有病吗？”富勒问道。

“噢，他殴打所有看上去像军官的人。”另一个英国士兵解释说。

第二天晚上，战俘营里所有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登上了火车，准备前往华沙和敖德萨。从那里，他们将搭乘英国轮船前往意大利。

正当富勒一行接近波兰首都的时候，两个同样也在寻求自由的波兰青年从华沙逃了出来，他们不想被俄国人处决。一个是十八岁的扬·克罗克·帕斯科夫斯基。扬的父亲是一名师指挥官，于1939年被德国人俘获，至今仍是纳粹的俘虏。扬的哥哥是一名中尉，在他父亲与德国人作战的同时，他同俄国打过仗。后来，他参加了波兰的地下运动，但是被纳粹抓住了，并在梅登内克被枪决。和哥哥一样，扬也加入了地下运动。在华沙起义中，他在博尔将军那注定灭亡的人民军里作战，并曾两次负伤。在一次绝望的突围中，他和另外三百人试图从下水道逃走，但却被污水卷了出来——恰巧在一个德国警察司令部对面。在被送往刑场的途中，扬设法逃脱了。在几个农民的帮助下，他回到了他家位于郊区的避暑别墅。

1月12日，苏联军队的强大攻势刚一发动，俄国人刚刚渡过了维斯瓦河，人民军便解散了——波兰很快就要自由了。可是，几个星期以后，事情变得很清楚：斯大林打算把波兰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卫星国——而不是解放它——于是，大多数人民军战士，其中也包括扬，便重新转入了地下。

3月初，扬得知俄国人准备逮捕他，原因是他参加了华沙起义，于是，他决定逃往西方。此时，传言四起，说德国人将在波兰和捷克的边境发动一次反攻。扬和另外一个年轻爱国者希望能够趁乱溜过前线，便搭上了一列开往波兰南部的卡托维兹的火车。扬穿着一套闪闪发光的旧礼服（那是地下组织发的，一起发下来的还有价值十美元的两枚金币），脚上穿着黑色的骑兵长靴。不过，没人对此多加评论——在那个年代，人们对奇装异服已经司空见惯。

卡托维兹人群熙攘，已经成了难民和机会主义分子的麦加圣地。两个朋友被一家商店门前的招牌激起了好奇之心：“西部领土协会”。进了商店，他们发现，只要买几瓶伏特加酒，就可以得到新的身份证，而凭借这个身份证，他们便可以定居在雅尔塔会议上许诺分给波兰的德国领地。扬确信这纯属诈骗。肯定是——可是，那些排队的人却告诉他，由于某种原因，俄国人接受这样的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