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打野鸡”（第4/7页）

这鼓励了魏德林。克雷布斯一出会议室，他便再次向其提出了这个建议。克雷布斯同样表示接受，并且说道，他可以在第二天晚上向元首详细介绍这个突围计划。

五十英里开外，温克的指挥部里，一名发报员正在给魏德林发一封电报：第十二集团军的反攻在波茨坦以南受阻。部队已陷入激烈的防御战。建议你们向我部突围。温克。

发报员等待对方的确认，但是没有收到任何信号。

在德国北部邓尼茨的司令部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正在日记上写一篇长文。实际上，他的日记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事后剖析。当然，他的观点纯属个人意见，但也反映了许多德国人的看法。这些德国人仍旧渴望为这场已经失败的战争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克罗西克写道：

像戈林这样一个才华满腹、大权在握而又广受爱戴的人，没有在战争中发挥所有这些特质，而是粗心大意，一心热衷于打猎，收藏，这真是可惜……战争期间，他一直躺在空军在战争最初几年为他赢得的功勋之上。他没有及时提供战斗机，致使帝国遭到可怕的空袭，他是此事唯一的罪魁祸首。警告和抗议，他都置若罔闻。由于空军的失败，我们才在军事上输掉了这场战争，因此，戈林必须要对降临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灾难负责。政治方面的主要责任在于里宾特洛甫。正是由于他的自负与贪婪，才使中立国与我们变得疏远……

其他要负责任的是埃里希·科赫之流。他在东方施行的罪恶的欺骗政策使我们更像压迫者，而非解放者。结果，乌克兰人和俄国其他地区的人民拒绝同我们合作，甚至也不愿同我们并肩战斗。与之相反，他们参加了游击队，与我们进行殊死的战斗。最后，还有鲍曼之流，我认为他是元首邪恶的灵魂，是元首幕后的阴影……鲍曼使党凌驾于一切之上——党甚至可以组织人民冲锋队，这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后果。党内的对立与竞争加剧了那些庸才对权力的欲望，党员之间的政治分歧开始无止境地扩大……因此，最终大批忠诚勇敢的德国人，像对待解放者一样热烈地欢迎西方的入侵部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摆脱了轰炸的恐惧，还因为他们摆脱了大人物们制造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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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主义的诞生地慕尼黑，仍然是德国南部最重要的城市。4月27日傍晚，这座城市面临着两个威胁：一个来自城外，一个来自城内。帕奇将军的美国第七集团军正迅速逼近慕尼黑，而在该城中心，第七军区司令部内，一小队德国战士正准备从纳粹手中夺取慕尼黑，把它交给盟国。

他们的领导者是一个翻译连的连长鲁普雷希特·格恩格罗斯上尉。1941年的寒冬，他在战争中第二次负伤后，从俄国归来，当上了慕尼黑地区二百八十名翻译的指挥官。从那时开始，他便谨慎地组织了一个抵抗小组。

格恩格罗斯是个高大魁梧的年轻人。他还非常博学，文雅，待人和蔼——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最不可能的结合。他出生在中国的上海，但十一岁时，他的全家搬到了慕尼黑。他在慕尼黑大学攻读了法律，然后进入伦敦政治学院，受教于哈罗德·J.拉斯基教授。1939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1944年秋，格恩格罗斯将自己的地下组织命名为“巴伐利亚解放行动”。组织以这二百八十名翻译为核心，并继续在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中发展新成员。他定期在家中召开会议。莱奥·霍伊温和奥托·海因茨·莱林是他的两个合作者——跟他一样，他们也是曾在俄国负伤的年轻军官。通过他们的帮助，格恩格罗斯与慕尼黑的一些类似的集团建立了联系。这些集团的成员包括律师、教授、法官、市政府官员、医生和牙医。

除了自己的翻译连之外，格恩格罗斯目前还控制着其他几支小部队，以及爱克发、斯坦海尔和库斯特曼(1)工厂的工人。但是他知道，要夺取城市还是非常困难的：他必须逮捕慕尼黑区长、凯塞林的参谋长，以及巴伐利亚的帝国最高行政长官弗朗茨·里特尔·冯·埃普将军，还要占领电台和报社。

这是一个复杂的计划，但是格恩格罗斯坚信，如果能得到帕奇将军的配合，他一定可以成功。他已经派出两名信使去帕奇那里，通知他自己即将进行暴动，请他停止对慕尼黑的一切空袭，以使暴动的最后准备工作更加顺利地完成。空袭真的停止了，格恩格罗斯相信帕奇已经了解了他的计划，一旦“巴伐利亚解放行动”夺取了慕尼黑，并且宣布其为不设防城市，帕奇便会立即进入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