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格街谋杀案（第8/15页）

他说话时对“特殊”一词有些强调，这引起了我莫名的战栗。

“没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我说，“至少，没有超过我们读过的报纸所报道的信息。”

“那报纸，”他回答说，“恐怕并没有领会到事件中异常的恐惧。可是，抛却这报纸的这些散漫无用的观点，我发现，这惨案被认为是无法破解的，可这正是让人觉得好解决的原因——我指的是事件的超常特征。警察感到困惑的是表面上的动机缺乏——不是谋杀本身——而是凶手的残忍。人们听到的争吵声和楼上除了被谋杀的莱斯巴拉叶小姐外没有发现任何人的事实，以及没有能不被上楼的人发现的出口这一事实似乎根本无法统一，这让警方大惑不解。那凌乱的房间，尸体被倒着硬插入烟囱，老夫人尸体遭到了令人恐惧的伤害；这些现象，以及刚才所提及的事实，还有我无须提及的事，都足以使警察当局瘫痪无力，并使他们所吹嘘的敏锐彻底陷入困惑之中。他们掉入了严重的却又是普通的错误中，即把异常与深奥混淆了。可是，正是由于这些对常规的偏离，推论才摸索着找寻真相，如果这推论真的存在的话。在诸如我们目前进行的调查中，与其说是经常问‘发生了什么’，还不如问‘发生了什么过去从未有过的事’。事实上，我将会做到的或已经做到的解决这个神秘事件的敏捷，是与它在警察眼里明显的不可解决性成正比的。”

我沉默而惊讶地盯着说话的人。

“我正在等待着，”他继续说着，一边望着我们公寓的房门——“我正在等待着一个人，虽然，他也许并不是杀人凶手，但他一定多少与这些罪行有关联。至于那最残忍的罪孽，或许他对此一无所知。我希望自己的推测没有错；因为我把自己解构整个谜的期望建立在这个推测之上了。我在此期待着这个人——来这间屋子——每时每刻。诚然，他也许不会来；但是他多半会来。倘若他来了，就有必要拖延他。这里有手枪；而且我们都知道，一旦需要时该如何使用。”

我拿过了枪，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而杜潘继续着，讲了一大堆话，好像在独白似的。我早就说过他在这样的时刻中的令人费解的神态。他的话是对着我说的；可是他的声音，虽然不响，却有着一种对某个在远处的人说话的语调。他的眼睛盯着墙壁，显得很空洞。

“那争吵的声音，”他说，“即被走上楼梯的那群人所听到的声音，不是那两个女人自己的，这个事实已经充分证实了。这让我们消除了那个老夫人可能先杀害了女儿再自杀的嫌疑。我这么说主要是出于对谋杀方法的考虑；因为莱斯巴拉叶夫人的力气根本不可能将女儿的尸体推上烟囱，推到尸体被发现时的位置；而且她自己身上的伤口性质也完全排除了自杀的想法。那么，谋杀是第三者进行的；并且，第三者是其中一个争吵者。现在让我来说说——不是说关于这些争吵声的全部证词——而是那证词中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你注意到它的特殊性了吗？”

我对他说，所有的证人都一致推测那个嘶哑的声音是发自一个法国男人的，而针对那个尖厉的声音，或者照其中一个证人所说的刺耳的声音，则有许多不同的意见。

“那本身就是证据，”杜潘说道，“但是它不是证据的特殊所在。你没有注意到特殊之处。但是确实有东西值得留意。照你说的，那些证人在嘶哑的声音上意见相同；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尖厉的声音上，特殊之处在于——不是在于他们意见不同——而是，当一个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法国人试图要描述它时，每个人都把它说成是外国人的声音。每个人都很确信那人不是自己的同胞。大家都把它比成——不是比成自己精通该语言的那国人——而是恰恰相反。法国人推测这声音是西班牙人的，而且‘如果他懂西班牙语的话，他可能会分辨出几个词。’荷兰人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声音；但是我们发现报道中说‘他不会讲法语，是通过翻译被询问的’。英国人则认为声音是德国人的，而且他‘不懂德语’。那个西班牙人则‘确信’那是英国人的声音，但他完全‘凭语调断定，因为他根本不懂英语’。意大利人相信这是俄国人的声音，但是他‘从没和俄国人讲过话’。还有，第二个法国人与第一个不同，而且他很肯定那声音是一个意大利人的；但是他对意大利语不熟，就像那西班牙人，靠‘凭语调’。看来，那声音真的是又奇怪又特殊，居然会引出这样的证词！——这人的语调，甚至是欧洲五个重要区域的居民都不太熟悉！你会说也许它是亚洲人的——非洲人的话。巴黎很少有亚洲人或非洲人；但是，在不否定推论的情况下，我现在只是请你注意以下三点。这声音被一个证人表述为‘与其说是尖厉，还不如说是刺耳’。它被另外两人认为是‘短促而不稳定的’。没有词语——没有像词语的声音——被任何证人提到是可辨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