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4/8页）

他找到了韦德的住址，发现他是一个人住在一所与世隔绝的别墅里。开始他只是打算在夜色的掩护下到街上揍他一顿，但是自从他找到了教授的住所，他就觉得那里是展开攻击的最好地方。他没想杀了教授，只想结结实实痛打他一顿，斯波尔又强调了一遍。所以他从几个小孩那里拿了一根棒球棒，缠上旧毛巾，以便能打得轻一点儿。他把球棒藏在了教授家附近的那个湖边。

他说当时他已经和一个吧台招待交了朋友，那是一个从密苏里州来的男人，叫克里斯·斯莱德。斯莱德打算离开新泽西，他在圣路易斯的一个宿营公园[1] 里找到了工作，并且建议斯波尔和他一起去。他想在冬季假期结束后就走，所以这让事情的进程被迫加快了。

一连几个夜晚，斯波尔都在韦德的别墅盯梢。酒吧10点钟打烊，所以10点半他就跑到韦德家的花园里躲着，监视整栋房子。他注意到有两个人经常来——首先是一个年轻的男孩，看起来像是学生；然后就是一个人高马大、络腮胡子的男人，可能是个修理工什么的。但是他们都不会过夜。

“12月21日，我从酒吧辞了职，告诉老板我要去西海岸。他把工钱给我结了，还给了我两包烟。我不想在这一带被人看见，所以去了阿森平克溪，在一间小木屋里等到了天黑，然后前往教授的别墅。我想我到那里时大概是晚上9点，但是教授不是一个人待着，他和那个年轻人一起在客厅里喝酒。”

我问斯波尔还记不记得那个年轻人的长相，他说他描述不上来，只记得他和其他所有靠爸妈养活的年轻人长得一样，都是一副被惯坏的样子。大概案发前三天，当斯波尔在韦德家附近盯梢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几乎透过窗户看见他了：他径直看着斯波尔，他没来得及躲藏。不过幸运的是，雪下得很大，他可能以为自己看错了。

“我敢肯定他就是那个叫理查德·弗林的人，”我说，“你确定没有一个年轻女人和他们在一起？”

“确定，只有他们两个。我说了，我到那里时大概是晚上9点，那个年轻人到11点左右才离开，然后教授就一个人在家了。我又等了大概10分钟，以确认那个年轻人已经走了。我本想去按门铃，然后等韦德开门的时候照他脸上来一拳，但是他自己让事情更好办了——他把窗户打开了，看了看后院，然后上楼去了。所以我偷偷溜进屋子，躲在过道里。”

韦德回到客厅，关上了窗户，然后坐在沙发上读些东西。斯波尔偷偷绕到他背后，用球棒打了他的头。可能这一下打得不是很重，因为教授尚能站起来和他对峙。斯波尔绕过沙发，开始疯狂地击打他，打了10下到12下，韦德就倒在地板上了。他正要找现金，突然听见有人开门的声音，于是他拉开了玻璃门，绕到屋后，逃进了风雪中。

他把球棒扔进了半冰封的湖水里，然后回到阿森平克溪的木屋里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在普林斯顿车站遇见了斯莱德，两人就出发去密苏里了。后来他听说教授被打死了。

“可能我打得太重了，”他总结道，“所以我最后成了杀人犯。知道吗，从那以后，每当我做什么坏事的时候，都好像是从一个梦中醒来一样，我不相信我是做坏事的那个人。我一直认为，我是因为吃了那些烂人给的药，才会像这样失去理智的。我不是说这么讲就不用担罪了，不过无论如何，说这些都没有用了。”

“你当时还是处在警方监控之下的，”我说，“你要离开新泽西的时候，有没有人开始警觉了呢？他们没有来找你吗？”

“我不知道啊，老兄，我就是走了而已。那之后也没有人问我任何问题，而且我也没再有过什么法律上的麻烦，直到2005年因为超速行驶，他们把我从高速公路上拦下来。我告诉我的律师，几年前我是特伦顿的病人，所以他要求法庭为我做了个精神方面的检测。法庭委托的专家认为我精神正常，所以就把我送了审，定了罪。你知道这事的讽刺之处了吧？我在精神正常的时候——我说过我一开始精神是正常的——被送到了疯人院去；但是当我确信自己脑子不太对的时候，他们却拒绝把我送进疯人院，而是决定直接给我打一针，弄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