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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巴雷回到他的公司上班，但是他也同意，如果我们有需要他澄清某些疑点的时候，他会在下班回家的途中，去武士桥的那栋房子与我们碰面。这种安排，听起来好像是太过疏于看住巴雷了，其实不然，因为奈德现在正与十二楼那些人处于严重的争执中，很可能一到晚上，他要是还不让步，就得面对那些官僚全力的攻击。

但是就在这时候，巴雷却失踪了。

根据监视巴雷的人捎回来的报告，巴雷约在四点四十三分的时候离开了他在诺福克的办公室，比我们预计的要早了一点。他带着他的萨克斯管一块儿离去。维克娄当时正在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后面的房间里打一份莫斯科之行的报告，对他的离去毫不知情。但是布拉克的手下，两个穿着牛仔裤的小伙子跟着巴雷向西沿着河滨大道走去。当巴雷改变心意，他们也跟他一起穿过了苏荷区，到了一处版权代理常光顾的酒吧。他在那儿待了二十分钟之后，又带着他的萨克斯管，气定神闲地走了出来。他招呼了一辆出租车，这两个小伙子中有一个当时与他距离接近到可以听清楚他叫那位司机载他去武士桥。这名干员通知了布拉克，布拉克又打了电话给当时已经等在武士桥的奈德说：“等着，你的客人已经出发了。”我当时在别的地方，正打着别的仗。

就这么样，巴雷失踪了。除了那两个人忘记把那辆出租车的号码记下来以外，谁也不能怪。这两人一时的疏忽，让他们全体在事后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个时候正是交通高峰时刻，要从河滨大道到武士桥可能要开上一个世纪之久。一直到七点半，奈德才放弃了等待，并且忧心忡忡地走回他的苏俄司。

九点钟，当大家都面面相觑、束手无策时，奈德很不情愿地宣布司内进入紧急状况。当然，就范围来讲，那些美国人并不包括在内。奈德像平常一样冷静。也许，在潜意识中，他为了要处理这突如其来的危机而显得格外镇定，因为布拉克说他在事后就开始打理一些准备工作。他并没有通知克莱福，但是他后来向我解释，在目前这种如临大敌的恶劣气氛中通知克莱福，无异于发了一张会唱歌的电报给兰利。

奈德先开车到布鲁斯伯里，在那儿，本单位那些专司窃听的同仁在罗素广场下面拥有一间可以自由使用的地下室。他从车库里调了一部车，一路开得飞快。当班的监听人员中，为首的是玛丽，她年约四十，一天到晚吃个不停。她脸色红润，至今尚是小姑独处。她的嗜好，就我们所知，除了吃，也就只有那些她听得见却永远也摸不着的声音了。奈德交给她一堆与巴雷有来往的人名单，这些名单都是以前沃尔特从窃听和监视报告中截取出来的。玛丽能够立即把他们网罗到吗？

玛丽当然不可能。“奈德，曲解规定是一回事，而要我做一打不法的窃听又是另一回事，你难道不知道吗？”

奈德本该表示那几个窃听对象已经是在总部现有的许可范围之内，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在皮姆利柯街打电话找我。我那时刚忙了一天，正预备开一瓶葡萄酒作安慰。我所住的地方是一栋狭小拥挤的公寓，我把窗户打开好把油烟味放出去。我还记得，为了跟他谈话，我还特地把那扇窗户给关了起来。

从理论上讲，窃听的许可状是由内政大臣签发，他若不在，则由他的代理人签发。但是，也不是说没有任何伎俩可以规避这项限制，因为他也赋予法律顾问一个特权，可以在紧急的时候动用，不过需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以书面报告。我胡乱地开了授权状，并且在上面签了名，又把瓦斯关掉（我那时候还在炒菜），然后就爬进了一辆出租车。二十分钟之后，我就把那份授权书交在玛丽手中了。不到一个小时，与巴雷有联络的人就全被网罗到了。

当我做完这些之后心里怎么想呢？我想巴雷已经自杀了吗？不，我不这么想，他热爱生命，不到最后关头他绝不会认命。

但是我认为他也有可能不按牌理出牌。因此，我认为在巴雷身上所能做出的最坏打算，也只不过就是当那位机长宣布他的飞机又回到了苏联领空时，他鼓掌叫好而已。